简介：李启宇，厦门人，副编审。曾任《沙县志》主编、《沙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七卷）总编审、《厦门市志》（2004年版）第一册总纂、《湖里区志》执行副主编。在《中国地方志》《福建文史》《福建史志》等刊物发表多少论文，并著有《厦门读史》《厦门史略》《闽南先贤》《厦门史料考据》《厦门书院史话》《鼓浪屿史话（修订）》《民国厦门老票据解读》等。一、从沙县到厦门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
我是1948年12月出生的。学生时代在厦门市颍川小学、厦门市第六中学、厦门市第一中学读书。1969年3月8日到上杭县古田公社古田大队插队，1972年10月转到沙县城关公社水南大队。当了8年农民之后，1976年7月调到在沙县文化部门工作。我没有受过全日制大学本科教育。1984年毕业于福建广播电视大学中文专业。1984年参加地方志工作。除了散见于省市多种报刊的数十篇文学作品和学术论文之外，主要编著有：《沙县志》《沙阳历代风物咏》（选注）、《沙县民间文学》《沙县文化历史丛书》等。1994年，我作为重点学者被收入林恒和李爽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方志学者辞典》。所谓重点学者，是指条文中收录被介绍人学术观点的学者。该辞典收入全国各地方志学者三千余名，其中介绍学术观点的有二百多名。我以为，对于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能形成自己的学术观点才说明你在某一领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因为上述成果，在中国电大成立15周年时，我被收入记载中国电大历届优秀毕业生的《中国电大英才录》一书。
1997年，我调入厦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开始从事厦门地方史的编撰和研究，到今年（2017年）为止，已经整整20个年头了。回顾当年调回厦门，套用一句老话，完全是“无心插柳柳成荫”。1996年，我到省里参加闽台首届城隍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遇到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老领导，闲谈时，这位老领导说：“我记得你是厦门的知青，厦门请省里帮助他们推荐修志骨干，你要是愿意的话，我们帮你推荐。”我随口答应道：“好啊。”
城隍文化研讨会结束后回沙县不久，我真的接到厦门市志办的电话，说欢迎我到市志办工作，如果我愿意的话，他们很快就会发来商调函。我给省方志委的领导打了个电话，把厦门来电的事告诉他们。省方志委领导建议我把我主编的志书和撰写的论文寄给厦门市志办，说是借此“加深印象”。我便找出几篇发表在《福建史志》上的论文，加上一本《沙县志》，托人带到厦门市志办。
没想到过了几天，厦门市志办打电话通知我：情况发生变化，调动的事不办了。
说实话，调厦门市志办的事我本来就是随口答应而已。我在沙县安居乐业已有二十多年，生活、工作环境都不错。再说我当时正忙得团团转：《沙县文化历史丛书》只出版了4册，第五册正在组稿当中；我手头还在整理、选编沙县知名乡土诗人邓经铭的遗诗《茶峰诗选》；我负责文宣和对外联络的淘金山定光禅院大殿刚刚落成，后续工程正在规划之中……既然不能调到，我便埋头做自己的事。
没想到大概半个多月后，厦门市志办又打电话给我，说是他们又想要我了。我后来才知道，厦门市政府有关领导有一次给省方志委打电话催问帮厦门市推荐修志人才的事，省方志委领导回答说：“推荐了八九个人，你们嫌年纪太大，但其中的李启宇不到50岁，是你们厦门的知青，沙县的主编，实践和理论都不错，这样的人你们都不要，我们就没办法了。”再往后，就有了厦门市志办再给我打电话改口要人的事。
1997年2月18日，我正式到厦门市志办报到。没想到，一次会议期间的闲谈，竟然成为我返回厦门，为家乡修志编史贡献绵薄之力的开始。
二、厦门修志编史12年
回到厦门后，我才发现，厦门修志这潭水实在很深很深。
1983年，厦门就成立了修志机构，是福建省最早启动编写地方志的。《厦门市志》的编写采取“两步走”的办法，就是各单位先编写部门志或单位志，为市志提供资料，再由市志办负责进行总纂，改编为市志的分志。许多单位编志热情很高，陆续出版了一批部门志、单位志，但因为种种原因，市志的总纂工作却迟迟未能展开。直至1996年，省内各市、县的首轮修志基本完成，拟议中的《厦门市志》的52部分志没有一部成稿，全部处于待编之中。厦门市地方志编写工作滞后，与厦门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标杆城市的地位严重不符。经过研究，市政府决定采取三项措施，尽快改变落后局面：一是从经费和办公条件方面为修志提供切实的保障；二是加强领导；三是请省里帮助引进适合的修志人才。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调进厦门市志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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