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童年和少年
从重庆到苏州，再到上海，辗转流离，严父慈母。冥冥中，生命里是否有他和书画结缘的某种预兆？
出生
1942年7月，山城重庆燠热难耐，长江边朝天门码头边的挑夫们，打着赤膊，阳光下，汗渍的皮肤泛着黝黑的光。这样的天气，只有脚力好的青壮“棒棒”，才经得住弯弯的担子的碾压。他们滴着汗，青筋凸起，来来回回蹬攀在层层叠叠的石阶上，不过是挣些糊口的钱。
码头周围照例人来客往，不时有背着包袱、穿着阴丹士林布衫的人从小火轮上下来，“棒棒”们攥着扁担，迎上去：“去沙坪坝吗？”“要挑啥子吗？”见了商人官员模样的，便几个人拥过去：“滑竿坐不坐？”
这六月天里，因了战事的不断吃紧，长江、嘉陵江码头、岸边，反倒显得异常忙碌。陆路七绕八弯，又不安全，水路几乎成了沦陷区机构、民众西迁的必选。陪都重庆的人口，突然增加，日用供给和可供办公住宿的场所却十分有限，普通居民的日子过得艰难，逃难而来的众多下江人，流落街头的比比皆是。
离朝天门码头30里地的沙磁区沙坪坝，是阴丹士林布衫人最集中的去处，沙坪坝的松林坡是国立中央大学西迁后的新校址。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当年11月始，中央大学随国民政府大部队，陆续搬迁到重庆。刘汉明和丁景清夫妇也随中央大学的教职工一起，裹上简单的行囊，带上教学用的书和有限的生活用品，溯流而上，抵达重庆朝天门码头。夫妇俩几经辗转，在沙坪坝靠近学校附近，租住了一间小屋，临时落了脚。
这些天，刘汉明和丁景清一直在嘀咕一件事：要不要将丁景清肚子里的孩子送人？在中央大学任教前，他们各自都曾有过婚姻。人到中年，战乱流离，能够重新组织家庭，两人都分外珍惜。现在有了共同的果实，可喜可贺。但这寄居他乡的日子捉襟见肘，之前各自婚姻中共育有五个孩子，五个孩子中最小的也已经10岁出头了，为了不让孩子们颠沛流离，有一个相对安稳的读书生活环境，除了大儿子，夫妇俩把其他人都留在了家乡，供养接济照常。再加上双方父母也需要奉养，因此，教书所余，早已所剩无几。这紧巴巴常常揭不开锅的日子，哪里还能再生养孩子？最要紧的是，兵荒马乱的，不知哪里是个头。
临盆的日子渐渐近了，刘汉明和丁景清已经物色好了人家，准备孩子一出生就送走。这一天，夫妇俩决定将此事和大儿子，已经是半大小伙子的刘明义说明。
“明义，爸爸妈妈和你说一件事。”妈妈先开口，刘汉明正襟危坐。
“啥？”
“妈妈很快要生产了。”
“这我知道。”已经十五六岁的刘明义一直很懂事，妈妈为了他们兄弟三人的生计，离开苏州，在外闯荡。他是长兄，长兄为大，他要多为父母承担一些家庭事务。
“妈妈想把这个弟弟或者妹妹送人。”丁景清小心翼翼，挑选合适的表达方式。
“啥？”刘明义瞪大了眼睛。
“这是我和你妈妈共同的决定。”见刘明义惊讶，刘汉明马上补充。
“不行。我不同意。为什么要送人？我的弟弟或妹妹，我要把他留下！不行我来带！路边的叫花子，你们看到了不还要给他口饭吗？”刘明义眼里噙着泪，一连串丢下了这些话。
刘汉明夫妇面面相觑，他们没有想到大儿子如此坚决。一时间，夫妻俩哑口。想一想，孩子说得有道理：日子尽管拮据，但骨肉连心。本来就万般不舍，举棋不定，现在，他们为自己的决定暗自脸红。
7月底的又一个雾气氤氲的闷热天气，中央大学柏溪校区教师宿舍楼的一间小屋内一阵热闹。刘汉明，这位已经40岁的中年男子，手忙脚乱，掩不住内心的欢喜，将41岁的妻子和刚刚降生几天的儿子从医院接了回来。儿子的到来，给家里添了几分热闹，也让刘家夫妇俩暂时忘却了时局带给人的阴沉压抑感。
刘、小、晴。刘汉明在简易的木板书桌上铺开宣纸，仔细写下了三个正楷字。这是他给这个刚刚降生的儿子取的名字。这几日，他吟诵的古诗中，反复出现陆游的这一首：
不管筇枝破绿苔，闲穿万竹上荒台。
幽花经雨自开落，啼鸟喜晴时去来。
河岸家家装彩舫，儿曹处处唱青梅。
谁知老子痴顽甚，看改新元十一回。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