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志明执教治学60周年文集》：
那时候北大历史学系、东语系选修梁先生课程的学生很多，每次上课教室里都坐得满满的。这时候我总有些紧张，因为我是教室里唯一一个梁先生自己带的学生。梁先生上课有时也会提问，对于选修这门课的学生，回答不出来也许是情有可原的，但如果我也回答不出来，那就尴尬了。所以每次上课前，我都必须把梁先生所要求的书目及章节仔细研读过了，才会稍觉心安。那段时间，每天都过得忙碌而充实，上课、看书，如海绵般源源不断地汲取知识。
梁先生在指导我学习、思考和论文撰写过程中，特别强调“创新”“自证”两个环节。“创新”需要在充分掌握研究动态的基础上，确保所选研究课题及研究角度在国内外均具有创新性；“自证”则要求应用所搜集掌握的素材和论据，对自己所选课题、所提观点进行充分研究与论证，做到逻辑自洽。
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时，我选择了一个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相结合的课题“走向安全共同体——兼论东盟地区秩序建构进程中的越南因素”。这个课题需要运用国际关系的建构主义理论，分析东南亚地区如何从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对抗的前沿，在冷战后逐步从对立走向融合，形成东盟这样一个“安全共同体”。当时建构主义理论作为继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之外的第三大国际关系理论，在国内尚处在翻译引进与理论介绍阶段，我的博士论文选题首次将这一国际关系的新理论用于历史学的个案研究，肯定是有风险的。一是研究难度大。建构主义理论架构本身就极为复杂，我需要在厘清理论脉络的基础上，大量收集英文、越南语资料，实现理论剖析与史料研究的有机融合，进而分析提炼出自己的观点，一不小心就容易形成理论与史料“两张皮”。二是容易遭到质疑。我的选题涉及国际关系学与历史学的交叉领域，容易被答辩委员会认为更像一个国际关系史甚至是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课题。但梁先生在看过我的开题报告后，全力支持我的尝试。可以说，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在梁先生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我攻读博士学位被笑称是“革命生产两不误”，是因为在读博期间经历了怀孕生子这一人生大事。2000年人校时，我已经28岁，结婚已经四年。在北大学习快满一年之时，我忐忑不安地和梁先生谈到家人希望我能在30岁之前生孩子之事。出乎我意料的是，梁先生很干脆地同意了。当时我家还在云南，6月底放暑假后我就回家了。据说后来历史学系有其他教授提醒梁先生：北大的博士学位论文。不生娃尚且难做，一旦生娃了，这论文还怎么做？梁先生应该是有些犹豫，打算让当时同样家在云南的韦德星师兄来做我的思想工作。也是上天眷顾，我就在那个暑假及时怀孕了。等韦德星师兄来当“说客”时，我已经成功升级为孕妇了。2001年9月我返回学校，完成资料查询、论文开题，春节后很快就是孩子预产期，我必须休学回云南待产。回到云南后，我所有休学手续，都是梁先生到系里替我办的。直到现在，我仍然能回想当年梁先生戴着棒球帽、骑着自行车，精神矍铄地穿行在校园里的情形。他一定也是这样骑着自行车，跑前跑后替我办的休学手续吧？后来我妥妥帖帖在家待了一年，儿子哺乳期长达11个半月，我才返校开始学习。今年儿子已经18岁，长成一米八多的小伙子了。在儿子成长的18年中，他一直知道，除了具有血缘关系的爷爷和外公，梁爷爷也是像亲人一般的爷爷，没有梁爷爷的宽容与大度，就没有现在的他。
2003年3月，我返回校园开始准备撰写博士学位论文。但返校不久，由于北京“非典”暴发，我只能再次返回云南。此后由于疫情严峻，交通不便，直到当年8月底，我才再次返校撰写毕业论文。第二年5月就要答辩，留给我撰写论文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当时包括我室友在内的同一届同学绝大多数在6月就已毕业离校，宿舍楼里还有几名与我同一年人校的同学，她们因为论文没写完或是出国留学等原因，也都延期了一年。谈到毕业论文，大家都感觉时间紧、压力大。特别是我生孩子休学一年，又因为“非典”疫情在家待了半年，算起来专职带娃近一年半，可以说在学业上“功力”荒废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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