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宋代音乐跟宋代以前或以后朝代的事物有关，那么，宋代音乐史的描述应该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终结？宋代雅乐的源头在唐代或更古远的年代吗？它的余波／遗响能在明清中国的古乐中找得到吗？为了梳理这样的音乐历史问题，我需要把宋代音乐细分一下：哪些是主流、分支，哪些是全国性的、地域性的、群体性的抑或个人的现象？宋代多元化音乐的不同乐种又如何在同一或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中进行着个别的、互动的运作？有没有一个乐种是最能代表整个宋代或宋代的某个年月空间的？为什么？
这些宋代音乐史问题是无法斩钉截铁地一一完满解答的。它们只可以根据现有的个别的、可以被我掌握到的资料来作局部的实验性解答。资料直接左右着我的解答／推理。每一份资料都描述了宋代旧乐的某些事实，凝固着我的注意焦点；这样它会令我忘记它可能是片面之词，它会把某些音乐事实隐瞒或边缘化。怎样打破资料的局限，从而探索它没有说但不可不知的事实就变成一个需要深入探索的重要的音乐史学问题。
以南宋雅乐歌曲为例，它保存在《中兴礼书》里面的乐谱没有点明节奏，它的文字资料没有仔细说明当时人如何创造和演出一套套的礼仪音乐作品。这样的乐谱和文字资料说的是什么，没有说的是什么？我如何能找到《中兴礼书》中没有／不需要说明的音乐现象？我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是翻阅范成大、姜夔、周密、吴自牧等南宋作家所留下的诗文笔记，从而找到了一些能说明南宋雅乐演出手法或文化意义的资料。
怎样解读这些文字资料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是一项被我的宋代社会文化认识直接影响的研究工作。如果我相信南宋是一个偏安于南方的小朝廷、一个消极的社会，那么，我可以通过诗文资料把当时的雅乐理解为一种骗己骗人的礼仪秀，把当时的轻歌曼舞评论为一种奢侈而不负社会责任的颓废文化活动。如果我接受南宋是一个活泼而具有多元文化的社会，那么，我可以根据诗文资料看到居住在首都临安不同阶层的南宋市民有些时候享受轻歌曼舞、有些时候恭恭敬敬地聆听一字一音的祭祀雅乐的实况。生活在拥有五十万或更多人口的临安，生活在拥有种种不同文艺娱乐演出的大都会，他们可以只听雅乐或俗乐吗？可以对临安城内他们身边以外的音乐完全不知不闻吗？运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假定来解读资料，我找到了不同的信息。这些解读的立场和方法都来自宋代史学研究的新理论与新描述。二十多年来，中国和国际的宋代史学研究有很多突破性的进展，为学者们提供了不少新的视野，使他们可以重新整理宋代音乐史料及其解读的理论和方法，使他们听到宋代音乐如何成为当时社会文化对话的声音，觉察到参与人的个人喜好和创意、男女性别角色、社会权利地位、种族异同等的意识、矛盾和实践。
音乐史学家处理资料时面向的是过去，要解决的是历史问题；然而，当他编写历史描述时，他面对的则是现代和现代的读者听众。如何选定读者，写一部读者需要的历史著作，是现代的、个人的问题，也是我在这篇序文中希望介绍的第二组问题。很明显，不同的史学家希望跟不同的读者对话，而不同的读者要求不同的历史描述。举例说，如果我的读者是中国音乐史专家，他们要求的是详尽的、技术性的描述，但这样的文字，一般的读者听众是难以接受、难以理解的。历史学家决定为谁撰写怎样的历史描述，取决于他工作的个人意愿、学术态度和社会意识。如果撰写一部音乐史只是为满足个人的兴趣，那么，他无需考虑其著作的读者和社会意义。如果他认为过去的人和事物直接影响当今或将来的他所关心的社会文化的运作和前景，他便需要考虑他所希望接触到的现代读者／听众是如何看待旧乐的，更要考虑他所关心的音乐文化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他要指出旧乐有／需要有怎样的现代和将来意义，他更可以通过其著作说明／倡导一个文明社会可以如何处理它的旧乐，可以如何把它重构为有现代社会意义的古乐或拟古音乐。
旧乐的历史描述跟古乐在现代的演绎和演出是两个不同但又直接相连的工作。如果说音乐历史描述是文字上理性地解释旧乐的话，那么，把旧乐重构成古乐并在现代演出，则是声音上艺术性地感性地理解／感受过去的音乐。因此，一部音乐历史著作能否推动古乐的出现是一个很实际的功能性问题。对一个文明社会来说，可以在现代聆听到的古乐是非常重要的，是必需的文化表现／资源。音乐不是文字描述可以完全说明与替代的。音乐之所以具有感染力，能直接打动听众的心灵，就是因为它是声音的艺术，它能表现一些文字、图像所不能表现的人的思想和感受。通过古乐的演出，过去的音乐作品和社会文化现象是可以被现代听众主观地感受到的。
旧乐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历史存在方式与意义是很有弹性也很具互动性的，旧乐锐变成古乐的过程可以非常主观地被现代人的音乐需要和演出手法所操控。我们可以通过中国古玩市场的运作来验证这一观点。古乐不就是一种古玩吗？从中国的古玩市场来看，那些不被收藏家爱好的从过去遗留到现代的物件是没有价值的，它只是一件古旧的东西，旧乐就只是过去的音乐而已。但当古旧物件的形象美学、不可多得的存在、社会文化的意义以及投资保值的潜能被人发掘后，它便被收藏家所追捧，成为被人拍卖购买的对象，也成为可以在博物馆中被展览、被鉴赏的文物。它不单带给收藏家、鉴赏人和市场经理极大的艺术享受，更为他们提供确认其祖先和历史记忆的证据，是标识他们社会经济文化身份和实力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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