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思想与阐释（修订版）/宋代音乐研究文论集2》：
诵之则习其文，歌之则识其声，舞之则见其容，弦之则寓其意。”“大抵诗有三百，皆以声别，尝观夫子之论诗曰：吾自卫反鲁，皆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夫谓雅颂各得其所可也，而谓乐正者，何也？盖乐者，乡乐也，乡乐即风声也。”对于《诗经》的这种说法，是符合《诗经》原来面貌的。不仅《诗经》，整个古代诗乐都是紧密结合的。郑樵对古代诗皆歌诗说得异常坚定：“凡律其辞则谓之诗，声其诗则谓之歌，作诗，未有不歌者也，诗者，乐章也，或散之歌咏，或散之律吕，各随所主而命，立于人之声者，则有行有曲。散歌谓之行，入乐谓之曲。”他认为主于人者，有声必有辞，立于丝竹者有辞亦可歌，又指出“歌行主声，二体主文，诗，为声也，不为文也”。在确定以音乐为主的古代歌曲——歌诗上，郑樵的主张是十分明确的。
郑樵在慨叹音乐声学日渐衰微的同时，尖锐地批判那种以统治阶级的“义理”之说相高，离开音乐论诗的谬论。他说：“不幸腐儒之说起，齐鲁韩毛四字各为序训，而以说相高，汉朝又立之学官，以义理相授，遂使声歌之音湮没无闻”，“奈义理之说既盛，则声歌之学日微”。他讥笑那种离开音乐胡乱解释古代歌曲含义的做法，哪怕他是大儒。例如他指出，近世说歌行者，求名取义，强生分别。正犹汉儒不识风雅颂之声而以义记诗也，且古有长歌行、短歌行者，谓其声歌之短长耳。崔豹吴竞大儒也，皆谓人寿命之长短，当其时已有此说，今之人何独不然。这种见解还可从他对韩愈关于《琴操》说法的批驳上看到。古传《琴操》十二曲，它们是《将归操》《猗兰操》《龟山操》《越裳操》《拘幽操》《岐山操》《履霜操》《雉朝飞操》《别鹤操》《残形操》《水仙操》《怀陵操》。韩愈认为前十操乃文王、周公、孔子等圣王贤人作，故取之。而认为后两操为伯牙所作，工伎作品，故不取。郑樵驳斥道：“《琴操》所言者何尝有事，只是善音之人欲写其幽怀隐思而无所凭依，放取古之人之悲忧不遇之事而以命操，或有其人而无其事，或有其事又非其人，或得古人之影响，又从而滋蔓之，君子之所取者，但取其声而已，取其声之义而非取其事之义。”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那种附会圣贤，妄为解说，名虽义理，实为附会的腐儒之谈，并此之为卜巫家之托言吉凶与裨言之因传闻的演义故事。接着尖锐提出“同是诞言，伯牙何诛焉”，又揭穿了那种专皇尊圣鄙视工伎（其实伯牙是伟大的音乐家、作曲家，何仅是工伎，但有的儒者贱视音乐，拒不承认他们的地位而已）的错误态度。
郑樵对于音乐本身的审美意义与情感含义有独到的见解，指出“汉儒谓雅乐之声世在太乐，乐工能记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以臣所见正不然，有声斯有义，与其达义不达声无宁达声不达义”。他把那种“不识铿锵鼓舞，但能言其义”的说法讥为“谈河安能止渴，画饼岂能充饥”的“无用之言”。好一个“有声斯有义”，对于那种轻视音乐含义但如拘求“义理”的腐儒之说是多么有力的批驳。
郑樵考证了诗乐衰落亡佚的原因与时代，说明曹孟德平刘表得汉雅乐郎杜夔，获《鹿鸣》一篇，至晋室，《鹿鸣》一篇又无传，诗乐自此亡，而其失则自汉武帝时开始，郑樵认为“当汉之初，去三代末远，虽经主学者不识诗，而太乐氏以声歌肄业，往往仲尼三百篇，瞽史之徒例能歌也。奈义理之学既胜，则声歌之学日微”，但他又提出了继《诗经》之后乐府的必然勃兴与实际繁荣状况。郑樵的论据是十分有力的：“然诗者，人心之乐也，不以世之污隆而存亡。岂三代之时，人有是心，心有是乐，三代之后，人无是心，心无是乐乎？继三代之作者，乐府也，乐府之作宛同风雅。”郑樵以《诗经》为鉴，对乐府之未被人从音乐上加以理解重视感到愤然。他指出“武帝立郊祀，乃立乐府，采诗夜诵，则有赵代秦楚之讴，莫不以声为然”，“犹今都邑有新声，巷陌竞歌之，岂为其辞义之美哉，直为其声新耳，礼失则求诸野，正为此耳”。但是郑樵认为乐府也在被阉割湮没，这是由于“今乐府传于世者，章句虽存，声乐无用，崔豹之徒，以义说名，吴竞之徒，以事介目，盖声失则义起，其与齐鲁毛韩之言诗无以异也，乐府之道，或几乎息矣”。
郑樵认为孔子的一大功劳，是辑录整理了古代传下来的各类歌曲即诗乐，使雅颂各得其所，一般民歌得正。有鉴于乐府之“无所纪系”郑樵花大力气辑录整理了当时尚存的乐府，提出“臣令取而采之，千载之下，应无绝纽”的宏大心愿。在《乐略》一书中，列举了现存的四百余首乐府，并一一进行了考证，为我们保存了珍贵的资料，这是郑樵的一大功劳，而他的对于音乐的独到识见，至今使人惊佩不已。
作为歌曲，是诗与音乐的结合，歌词本身是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可以去分析研究，正像我们现时也这样做一样。但是离开音乐，离开“皆可歌也”的音乐性去专谈所谓“义理”那就是否定了歌曲，否定了诗乐，郑樵对这一点反复强调，大声疾呼，他指出孔子所谓“思无邪”和“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无不是就音乐角度立论。他还指出音乐的独立存在性，《诗经》之六笙诗有名无辞为器乐曲，而不像有些人所说的是亡诗，他指出，琴之九操十二引，以音相授。直到梁代，才出现了有辞的琴歌，又指出“主于丝竹者，取音而已，不必有辞”。郑樵看到了音乐曲调的相对稳定性与其更多的适应性。前者他在考证乐府《战城南》时，指出这原是一首愿为忠臣义士，朝出战而暮不得归之意，后来依者皆体此意，故魏日定武功，吴日克皖城，晋日景龙飞，梁日汉东流，北齐日立武定，后周日克沙苑，都是相类的情绪。后者他指示了刘猛、李余等人，赋出门行不吉离别，将进酒乃叙列女事，虽用古题不用古意，但求合于音乐，是“然使得其声，则义之同异又不足道也”。他还注意到许多音乐发源于西部，“按今之乐有伊州、凉州、甘州、渭州之类皆西地也，又按隋炀帝所定九部夷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之类皆西夷也。观诗之雅颂亦自西周始，凡是清歌妙舞，未有不从西出者”。郑樵对古代礼乐的相依关系以及乐器乐律发生发展也都有详尽的考证，但他最主要的贡献还是本文开始时所列举的那些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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