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的音乐建构》是一本研究音乐的社会性问题的著作，由9位不同领域的学者撰写而成。这些学者对音乐在族群和身份认同中的重要性进行了考察，为理解作为一种社会实践行为的音乐提供了各种途径。作者们多元的学科研究背景带来了著作多视角、跨学科的学术特色。各章内容跨度极大，包括了自16世纪以来的爱尔兰、土耳其、阿富汗等民族音乐的社会语境变迁，以及肖邦音乐在波兰的政治意义等。

本书研究音乐如何在特定地域构成社会身份认同的标志，即通过描绘人们对特定地域的认知、对基于地理场所的自我身份的理解，探讨音乐表演如何构成并彰显社会文化差异（族群性、民族主义、阶级以及社会性别）。各篇文章的中心是，地域和自我的界限如何通过一个个特定社群的音乐而汇集建构起来，或者说，个人、社群、国家如何利用音乐确定甚至改变对于其他社会群体和地域的看法。本书问世二十余年来，一直是音乐学、人类学、音乐人类学等领域重要的必读文献。

本书意在展示人类学家如何运用音乐材料来探讨社会建构，揭示身份认同的类别及其界限控制的问题。社会人类学家可以从音乐研究中获益甚多，从而为音乐研究未来的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马丁·斯托克斯，伦敦大学教授

马丁·斯托克斯是本书主编，也是第一章《引论》及第六章《地域、交流和意义：爱尔兰西部的黑海音乐家》的作者。斯托克斯的文章堪称族群性、身份认同与音乐的关系在不同地域文化语境、地方性知识中的表现和表达研究的经典之作。

    作为当代音乐人类学的“局内人”，斯托克斯对当前国际音乐人类学的现状有着独特的认识。对本书所涉及的音乐人类学前沿论题，他都表达了对不同文明中存在的多元价值观的包容与认可；他还对学界所关注的全球化、音乐消费方式的变化对当代音乐所产生的影响，以及音乐学家与人类学家的合作等问题提出了真知灼见。

                                                  ——洛秦，上海音乐学院教授

音乐作为人类表达的主要媒介，永远都脱离不了社会身份认同，而这一认同也总是基于个人和地域的历史化、政治化和社会性别等的感觉。音乐在政治上和美学上都是有力的，因为它渗透到了人们的情感中，这一渗透激发了社群和国家、传统和本真、相同和差异等的形象，吸引了我们的情感，标识了我们的独特性， 将我们置于更为广阔的世界里。

——布坎南（Donna A．Buchanan），伊利诺伊大学音乐学教授

第二章 对凯尔特音乐的思考 （节选）

话题转回我自己早期的凯尔特民族志的项目，以此来寻找另一种对此问题的思考。1976 年我开始做田野调查，当时想象，人类学家的工作是去偏远而富有异国情调的世界角落记录一些回来后受益的东西。其实，我的考虑有不少问题，例如被所谓的“异域情调”（exoticism）所困扰。我读过许多关于非洲、东南亚、南美洲的“异域”民众的民族志。这些东西混合了各种理论和描述， 我开始怀疑那些民族志所具有的吸引力、魅力和显而易见的精湛理论及其洞察， 似乎不如所期待的那样，而仅因为是源自异国他乡。虽然我的怀疑不见得是深思熟虑的，但它却促使我考虑进行离家较近的田野考察。也许最合乎逻辑的是坚持自己一直以来的信念，在一个英国的城镇，或选其中某郊外的中产阶级社区进行考察。但事实上我选择了折中的方案，前往苏格兰高地和群岛。在那里所发现的与我所预期的大相径庭，与我最初的设想毫无关系。然而，事实上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无意之中赶上了潮流，即不少人类学家开启了对于欧洲生活（在概念或地理上）的边缘性研究。那时，不只有我认定凯尔特民族可能是合适的研究对象。1975 年 10 月，我和牛津大学的同学爱德华·康德利（Edward Condry）被导师埃德温·阿德纳尔（Edwin Ardener）要求出门数日，对人类学田野工作之地进行思考。我们俩在几小时内先后返回，答案不谋而合：盖尔苏格兰（Gaelic Scotland）。自那时起， 少数族裔（ethnic minorities） 成为整个人类学领域中最时髦的论题。

当时不只是人类学家对凯尔特边缘性有强烈的兴趣。在 20 世纪 60 年代， 人们普遍对“另类”（alternatives）感兴趣。源于英国群岛内的凯尔特民族很显然就是那种最现成的另类。因此，对于踏上布列塔尼或赫布里底群岛的人类学家来说，那里有一小批小农场主、搬运工人、画家、织布工、手工作坊主和领取社保的人。人类学对“他者性”（otherness）的爱好，或多或少与当时普遍的学术热情是相吻合的。

我上述提及的老式风格的人类学方式只是对于“异域情调”的记录，无法涉及凯尔特民族及其特性。但凡我们涉及已有关于凯尔特的资料，它总是与欧洲重要事物紧密相连。虽然凯尔特人与其他民族及其政治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分界，没有不可穿过的森林，也无重峦叠嶂或激流大海阻挡相互间的密切交往， 然而，凯尔特人总是保持着神秘莫测且难以接近的气质；举世无双，超凡脱俗， 遗世独立……

在过去十五年间，我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探索这一明显的矛盾结构。这种矛盾从我开始研究外赫布里底群岛的苏格兰盖尔语时就出现了，当时我很快就成功加入了苦学苏格兰盖尔文化、语言、音乐及其习俗的大军，并努力成为其中一员。我们共同前往这一遥远偏僻、人迹罕至之地，成为学习这一古老传统的团队。由此，“ 远程性” 悖论（the paradox of remoteness， 参见 Ardener 1987）开始显现。所以，我曾提及如下问题：

1976 年夏季，作为学习盖尔语的计划之一，我在盖尔语大学（Sabhal Mor Ostaig）参加了一门旨在教授口语的课程。那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我们被照顾得很好，也玩得很开心，几乎夜夜派对、歌舞与美酒。一位年轻女教师来自外赫布里底群岛之一的小岛，她表达了一些担忧，即我们完全处于误读盖尔生活的危险之中。“实际生活并非像我们现在经历的那样，”她说，“通常数周都不会有任何活动。”然而，我们所有在这里的人，包括盖尔人及类似盖尔的人，都被卷入一种共谋，以欢庆一个我们觉得应当存在的盖尔世界。（Chapman 1978：232）

在我们习得的“盖尔”技能中，有许多是音乐方面的。音乐活动确实是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学习和演唱盖尔语歌曲。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很好的语言学习方法，因为曲调朗朗上口，歌词也就随之记住了。同时，歌唱活动也真实反映了苏格兰地区的苏格兰族盖尔人的兴趣结构。在学习盖尔语的人群中，那些想成为盖尔人的大多都是苏格兰各地的“盖尔语合唱团”成员。这些合唱团原来打算是将其作为一个平台，盖尔人可以在其中颂扬自己的文化。而且，这个平台也是特别为那些从苏格兰高地和群岛迁徙到苏格兰低地工业城镇的人群所建构的。然而，现在合唱团对有兴趣者都表示欢迎， 而如今其中大多数成员并不太主张自称为“盖尔人”，而且他们几乎也都不是盖尔语为母语者。在整个苏格兰，合唱团可被视为整个国家中某种遗存的盖尔性（Gaelic—ness）的维护者。合唱团以盖尔语演唱，所以对于参与者而言，即使对此语言一无所知，至少也需要能发音。因此，参加合唱团的人通常是以了解一点盖尔语为目的。这些合唱团在区域性“赛事”（mods）中相互竞争。在颇具盛名的年度“全国赛事”中，当地最好的几个合唱团相互角逐最高奖项。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各类竞赛，比较突出的活动有独唱和器乐赛事（有专门为风笛和小提琴举行的比赛）。然而，盖尔语合唱团的参赛者最多，比赛别具特色。人们有时也不逊地称该赛事为“威士忌奥运会”（the whisky Olympics）。其中， 最负盛名的奖项是独唱比赛的金奖。正式参赛条件要求参赛者有一些说盖尔语的能力，大概为基础水平 2。因此，在盖尔语学习班里，总有一些对奖项胸怀壮志者、拥有天籁之声者，也有一群为弄懂名词和动词而挣扎的普通人。金奖意义不可小觑，因为获胜者可以获得与唱片公司签约等机会。

除了别的因素，“凯尔特”（Celtic）族群尤以其语言来界定。在过去的大约百年间，说各类凯尔特语的人数在持续下降。大多数说凯尔特语的普通民众并不太在意其母语的逐渐衰落，而凯尔特语爱好者对此甚感痛惜。在这种时候，总有少数大声疾呼的语言爱好者，他们将语言复兴的目的与政治及文化自治的用意结合在一起。诚然，除了一些例外，通常那些语言狂热者大多不是以凯尔特语为母语的民众，而是在青少年或成年时期学过凯尔特语的人。在这些语言爱好者及那些在语言上并没有发言权的爱好者看来，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凯尔特族群意识的精英。

然而，各类凯尔特语都非常难学。这还不是因为通常所说的凯尔特语其自身就是“困难的”语言，而是因为棘手的各种社会语言（sociolinguistic）原因。学习任何一门语言都是困难的。当只有少数人学，而且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也都不愿意成为掌握两种母语者，情形就更加严峻。将这样一门语言学到完全流利的程度，需要多年全身心地投入；而且通常社交活动也仅限于一起学习该语言的人群。很少人会愿意尽其所能而为之，或将其社交仅限于这种单一的狂热爱好之中。

相反，音乐为爱好者所提供的是一种愉悦而轻松的活动。事实也是如此， 各类凯尔特族群的音乐形态远远胜于其语言。以典型的“凯尔特”书店为例。在大多数中等规模的布莱顿城镇中至少会有一家这样的书店，店里会陈列许多有关凯尔特语和凯尔特民族的书籍，还有许多用凯尔特语写的图书，同时会一直播放“凯尔特”音乐。这样的商店事实上依靠销售音乐唱片、磁带、乐谱等来盈利。

在我考察的两个地区中，最引人注目和值得关注的“民族”节庆， 其本质上也是有关音乐的， 即苏格兰的赛事和布列塔尼的游园盛会（Fête Interceltique）。活动中也有文学和语言的内容，但实际上也是与音乐相关联的。音乐吸引了大多数参赛者、表演者和出席活动的人群。即使在活动中含有政治因素，也常被披上音乐的外衣。人们照例以凯尔特语进行歌唱。

在此，我需重申两个重要的一般性观点。其一，真正具有“族群性”者（如街上交流的男女）与对此“族群性”有意识且热情拥戴者之间往往存在着极大的鸿沟。如同其他隔阂因素一样，音乐也是如此。其二，音乐为那些缺乏承诺、仅消遣而不努力者，提供了族群归属和情感安慰的入口。

译者序

第一章     引论　

族群性、身份认同与音乐 / 马丁·斯托克斯（Martin Stokes）

第二章　对凯尔特音乐的思考　

　　　　马尔科姆·查普曼（Malcolm Chapman）

第三章　音乐在创建阿富汗民族认同中的作用（1923—1973）

　　　　约翰·贝利（John Baily）

第四章　国歌

　　　　民族作曲家肖邦的个案研究 /兹吉斯瓦夫·马赫（Zdzislaw Mach）

第五章　马库那依玛的音乐　

　　　　巴西的民族认同与音乐人类学研究 / 苏塞·安娜·雷利（Suzel Ana Reily）

第六章　地域、交流和意义

　　　　爱尔兰西部的黑海音乐家/ 马丁·斯托克斯

第七章　身份、地区与“利物浦之声”

　　　　莎拉·科恩（Sara Cohen）

第八章　“土地是我们的精髓，永远如此”

　　　　澳大利亚原住民的传统音乐与流行音乐的关系 / 菲奥娜·玛格婉（Fiona Magowan）

第九章　卡拉沙歌曲演唱中的个人与集体认同

　　　　少数民族飞地中“作乐”的意义 / 彼得·帕克斯（Peter Parkes）

第十章　音乐、文学与礼仪

　　　　从卡斯蒂格利昂到奥斯汀对乐器和社会身份认同的描述 / 海伦·拉·鲁（Hélène La Rue）

致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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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