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文怡，复旦大学讲师、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美学博士。自幼弹筝习琴，师从古筝演奏家王蔚、吉琴演奏家龚一。2006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和民族音乐系古琴演奏专业，毕业后考取本校硕士研究生，主攻传统音乐学，师从郭树荟教授。2013年考取本校博士研究生，主攻音乐美学，师从韩锺恩教授。2016年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合作导师朱立元教授。现主要从事：音乐美学、艺术学、古琴艺术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
　　
　　韩锺恩，音乐美学家、音乐批评家、中央音乐学院博士、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音乐美学与当代音乐研究方向博±研究生导师、中国音乐美学学会名誉会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音乐艺术》《人民音乐》《音乐研究》编委。曾任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系主任（2004-2015）、中国音乐美学学会会长（2005-2015）。数十年来，在音乐美学、音乐人类学、音乐哲学、当代音乐研究、音乐批评、音乐学学科建设等领域公开发表文论近700万字。主持编辑《中国音乐年鉴》10余卷及其他各类出版物3000余万字，创编《音乐人文叙事》。

　　本文的研究重点聚焦古典范式论域下的中国音乐的聆听与表述问题。具体说来，可以落实到构成古典范式下中国音乐审美这一完整的体系的两个具体步骤中去讨论：一是，当中国音乐作为一个审美客体时，这一对象如何通过音响及其他相关项（包括谱式、乐器等）与主体之间产生审美关联，并在意向层面生成美实事，进而在意识层面触发意义显现的问题；第二，在此之后，与这一听感官经验过程相关联的美事实与意义生成后的美实事如何通过具体语言得以描摹与呈现的相关问题。概而言之，di一个问题即是中国音乐的聆听范式问题，第二个问题则是中国音乐的表述模式问题。并且，在对以上两个层面进行聚焦与讨论的同时，笔者试图通过具体的实例分析与思辨推论，对此二者的讨论进行再讨论，进而从一个较小的论域——古典范式下的中国音乐聆听与表述问题——推而广之触及音乐美学视域下音乐的聆听与表述问题，从而关涉到音乐美学学科的元问题研究的可能性论证。
　　在本文的讨论中，因面对对象的特殊性，即中国音乐——尤其是在高文化论域下的文人音乐的特有属性，使得聆听与表述问题在许多时候会遇到音在弦外、意在音外的感知觉边界，因而，笔者在试图直面审美对象时，采用了一定的方法论还原。具体来说，便是在中国古典范式的论域中，以现象学直观还原的方式，对高文化论域下的中国音乐（在文中即指古琴音乐）进行一定的方法论悬置，并关联中国音乐美学的表述特征，介入索绪尔语言学与语言论以及格式塔心理学中的完形同构概念，对这一过程进行解读与诠释。
　　因此，本文将在高文化论域中，通过现象学的直观还原，直面古典范式下的中国音乐，并关联语言学等方法论，对其聆听范式与表述模式进行研究，进一步叩问音乐美学学科语境下的聆听与表述问题。

　　《现象学视域下古典范式中国音乐的聆听与表述研究：以古琴音乐与<溪山琴况>为例》：
　　意识，原意指“被知晓的存在”，意识之本性即意向性，在意识和世界的关系中，意识主体即相对应“我思”，而意识之主体性则对应于“我在”。胡塞尔在对“我思”的分析上投入了大量的工作，用张汝伦先生的话来说，他更关心的是“wie”如何，而非“was”什么，因而他得以预先避免了“我在”命题中隐含的许多危险。“思”，物质，如果是用实体／概念的方式去理解，两个实体之间的关系在实质上只能是外在的关系，布伦塔诺依据心理学搭建了“意向性”的桥梁，胡塞尔在这里更近一步。意识必定是对某物的意识。“对”某物，这是意识之为意识的属性，所意识到的内容在意识中的存在是与实际存在状况无涉的存在，既非实存又非虚无。因而，意向性所真正的内在本质，是作为实存者的意识与作为实存者的意识之对方在意识自身中便能自行证明的关系，而非主张意识之外“必定”碰见某个与意识相关的东西。
　　由此推得，意识本身就其本性就是自身超越的存在，意识具有超越性，这种超越性也是意向性的重要属性。再进一步，意识一定是对某物的意识，因而意识就是有某物，意向性就是存在者在场的证明。
　　回到胡塞尔这一章节的小标题：“听不能与对声音的听相分离”，原句出自《逻辑研究》第二卷。“布伦塔诺引入这种划界的原初方式……纳托普尔坚定地反对这种划界，但如果这位出色的研究者指责说：‘尽管我可以自为地或在与他意识内容的关系中考察声音，同时无需继续顾及它对一个自我而言的此在，但我不能自为地考察我的听，同时却不去想到声音’，那么我们在其中并不会发现有任何能使我们产生迷惑的地方。听不能与对声音的听相分离，就好像听在没有声音的情况下还可以是某种东西一样；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无需再区分一个双重的东西：被听的声音、感知客体；对声音的听、感知行为。纳托尔普对被听的声音所做的陈述肯定是正确的：‘它的为我的此在，这就是我对它的意识。意识只能在一个为我的内容的此在中被发现，如果有人除此之外还能以其他方式去发现意识，那么我是不会……去仿效他的。’但我觉得没这个‘一个为我的内容的此在’是一个可以并且需要进一步现象学分析的实事……”①
　　由此，可以从以上文字结合“意向性”得出这样的结论：意识有一个自我极，在意识关照中的“听”也一样，或者说，意识中的具有艾多斯的“听”是意识流（主体）的自身保持其为同一的极之一，是现象学还原后的剩余。因此，在现象学还原后，我们会得到意识的剩余，即意识自我极。而对听还原后，听的和意识流自身同一的极也仍旧存在。在这里，悬置的是“自然反应”，保持一种“近”的距离，但与“艾多斯”近就会看起来离“现象”远。悬置听，说着听不能与对声音的听相分离，实则必须将两端悬置，“听”和“声音”悬置起来，剩余的是个过程，是听的极，现象学中的“听”和入耳的形而下听觉事实不同，更多的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明证。在指向中，两端的存在和存在者自明，或许，那便是隐德莱希的一种体现。
　　因此，通过本文提炼的“听不能与对声音的听相分离”以及以上胡塞尔现象学中与聆听问题相关的作业脉络梳理，这一叙辞与叙辞背后所提供的方法与视域在笔者看来，在本文对琴乐的观照过程中，可以具体运用在以下几点。
　　首先，关联本文所涉及的讨论对象，古典范式下的琴乐，现象学的“听”用在此处可以对古琴的聆听提供一种多元的解读。如上文提及，经过胡塞尔的直观还原与现象学一直以来强调的“回到实事本身”这一意向投射过程来看，现象学意味中的“听”和一般感官层面的表象聆听有着本质的差别，现象学的“听”更多是一种抽象意义的意向投射，并从这种意向的“对”即是指向中使得观照主体与观照对象的存在自明，并由此使得关照过程中的美实事呈现。因此，这种“泛听”落实到琴乐体系中，就不仅仅是针对有声之声的具象聆听，也可关涉心理聆听、意向聆听，因而，在这种聆听概念的指向下，观照所涉的对象也显得多元起来。结合上文提到的索绪尔普通语言学对“能指”概念的定义，即一段时间内的心理印记，这种多元的聆听恰恰可以与上文分层出的琴乐系统中的多重表述相合适，并在这种合适作业中，使得美实事得以呈现。
　　当然，反过来说，通过对琴乐的研究，“听不能与对声音的听”这一命题可以得到一个十分合适的研究场域。当悬置主体的“听”行为与观照对象的“琴乐”时，琴乐的“我听”本身就含有着多重的指涉在其中。关联上文所说的，可以通过语言学的方法将琴乐体系解构出多重的表达范式，当主体意向投入之后，“我听”这样一个发端就可以指向这些多重的能指，而针对每一种表述，又可解构出许多“我听”。并且，在每一种“我听”的背后承载的是不同的文化体验与历史经验，在古典范式的语境下，关联许多琴论给出的前理解、中国文人生活况味的联觉感性淀积，以及对琴乐或清微淡远或跌宕洒脱的听感官事实，“我听”针对“我所听”与“我在听”如对琴声的听依照“我”之中国道家哲学的前理解，对有声之声与无声之韵可以采取“大音希声”的聆听策略，从而产生从听声到闻道的听觉经验；对琴乐的听依照“我”之中国文人表述范式的前经验，对隐喻性的动机与乐节以及诗性的标题进行联觉，从而勾连出琴乐中蕴含的文人意象等。
　　……

代序 “音乐美学与当代音乐研究”系列丛书／韩锺恩
序言 赵文怡：博士学位论文《现象学视域下古典范式中国音乐的聆听与表述研究——以古琴音乐与
<溪山琴况>为例》
绪论 古典范式审美问题的提出以及选题缘由和研究论域的说明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题解
一、选题缘由及学术期待
二、相关概念以及对研究论域说明
第二节 研究对象及其相关问题说明
一、对具体涉及的研究对象说明
二、要解决的问题与文本选择说明
第三节 研究现状与本研究所采用的策略说明
一、对《溪山琴况》的研究现状与本文所采用的
视角说明
二、相关方法论沿用
三、关于音乐聆听与表述问题研究的梳理

第一章 一种立象尽意的解读思维——相关方法论的引入
第一节 一种得意忘言——索绪尔语言学的运用
第二节 一种得意忘形——现象学方法的引用
一、现象学哲学相关叙词梳理
二、现象学哲学命题梳理小结
第三节 其他方法论的运用以及概念释义
一、完形同构与心物场
二、相关概念表述的说明

第二章 “加括号”直观还原后的实事显现
——古典范式下琴声怎么听
第一节 还原“器”之物象能指后的“道”显现
第二节 还原“音”之音响能指后的“声”呈现
第三节 还原“操”之动势能指后的态势展现

第三章 “加引号”现象悬置后的实事呈现
——古典范式下琴乐怎么说？以《溪山琴况》为例
第一节 悬置技术描摹后的哲学旨归
第二节 悬置工艺描摹后的意象呈现

第四章 关于音乐怎么听与美学怎么说
第一节 从听什么到怎么听
第二节 听本体的绝对性存在
第三节 在弃绝中表述——词语破碎后存在显现
第四节 语言如何超越语言达到语言之不能所及
——道说的先在恒有
结论 一种直白的含蓄-一在古琴音乐中元问题如是解答
出版后记
参考文献
附录1《溪山琴况》
附录2《三才图会》人事一卷弹琴手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