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研究目的及意义
集农业问题、教育问题、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于一身的近代中国农学，是晚近中国在西方传教士的介绍下所兴起的新事物。它不同于中国古代农政，也不尽同于西方近代农学，而是综合了传统与近代的元素，容纳了中西方不同的特点。近代中国农学的形成，一方面使农学进入学堂，迥然于传统制艺之学；另一方面沟通了士农之途。为时不及百年，就改变了数千年来的传统规制，其影响力无疑是革命性的。一个世纪以来，“农学”的具体内涵与意义流变，有着不同的发展重心、思想取向和若干影响，可以使我们从中管窥中国近世社会变迁和转型的重要线索、脉络。近代中国农学的兴起，对农政、农学、农业的转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的出现，揭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并体现了时代的内容。
晚清时期是近代中国知识转型与制度变革的关键阶段，农学的兴起，改变了传统中国“有农事而无农学”的偏弊，开社会重视农学风气之先。本书以晚清农学为研究对象，选取农学之兴及其困境作为整个研究的重要基点。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以科学原理说明农桑状况的农学开始为人所知。晚清农学的兴起，*初表现为西法新式农学知识的传播。农学知识，尤其是其中农务化学的内涵，在晚近中国的传播与推广中，遭遇了晚清学界与政界的重重误读。这样的困境，在传统农业社会的惯习中有所调适。伴随着对西法农学能带来丰厚农业收益的宣传与想象，科学化的农学终被近代中国社会认可，为晚清社会传统农政带来了些许变化。清廷当局对农业政策进行了调整，农学得以制度化，农业教育因此出现。由于农业教育的普及，农学进一步系统化和学科化。晚清时期农学的形成，彰显了近代中国既有知识与制度层面的困境。西法农学的出现，推动了晚清社会旧知识与制度的变革，尽管这一过程中面临诸多困境。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过程中，研究晚清农学形成的历史脉络与面临的困境，一方面可见传统之变迁；另一方面能知西学之中化。
传统中国，农事被纳入户部和工部的管辖范围。户部古代为“地官”、“大司徒”或“大司农”，唐宋以后，即为户部。户部总的职掌，是管理全国疆土、田亩、户口、财谷方面的政令，掌管全国的户籍与财政经济事务。 工部执掌屯田、水利方面的政令。 户部和工部下发政令，强调务本重农，劝课农桑，鼓励种植。中国以农立国，农为政本。历朝执政者承袭传统农本主义，对农业都极其重视。务本的持久，推因于历代重农之策，而非兴农之法。朝廷多次通谕各省督抚，各饬所属州县官，务知朝廷贵农重粟之意，以劝课农，稽查种植。这说明了农事为国之本的地位，也显示了统治者对农事的无比重视。
古代中国，皇帝虽多次颁发谕旨督劝务本重农，但在传统社会政治机构中并没有设置专门的农官处理农事。对农事的处理，被纳入所属行政官员的职责之内。正如雍正二年（1724年）朝廷在给各省督抚的诏谕中所言：“今课农虽无专官，然自督抚以下均兼此任。”他们统率有司“不时咨访疾苦，有丝毫妨于农业者，必为除去。” 更甚者，将“劝课农桑”定为吏治考核的指标之一。 其后，朝中大臣多有奏疏，请设专门农官负责管理农本事宜。雍正七年（1729年），朝廷在直隶试行设专门农官——“巡农御史”一职，“每年特差御史一员，于二月田功初起之时巡历州县，察觉农民之勤惰，地亩之修废，以定州县考成，其有因循推诿以致荒废农田者即行参处” 。然而，巡农御史的设置并未制度化，巡察农务一事后来依旧由各省藩司等相关官员兼任，并没有农业机构和农官专门负责。
在推行重农之策的同时，中国古农书也有对“兴农之法”的记载，如有“中国古代农书集大成者”之称的《农政全书》。该书是明末徐光启“录汇各家之言，附以己言”，在徐光启殁后经陈子龙整理编定而成。全书征引文献共二百二十五种。 其中，全书依原书次序录入者有“徐贞明的《潞水客谈》、马一龙的《农说》、朱橚的《救荒本草》、王磐的《野菜谱》、熊三拔的《泰西水法》。而《齐民要术》、《农桑辑要》、《王祯农书》、《种树书》、《便民图纂》等” 。至清代，汇集历代农业文献，在乾隆时编纂的《授时通考》所收内容亦不出其外。清代的农书有一百多部，尤以康熙、雍正两朝为繁盛。大型综合性农书仅有一部，于乾隆二年（1737年）编纂，全书引用的书籍总数达到四百二十七种，远远超过《农政全书》，但作为农书的意义来说，没有作者的亲身体会，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新材料和新见解。 也就是说，古农书中收录的耕作方法，多来自老农的耕作经验总结，并非科学化的实验农学知识。
古代有士农工商四民，《汉书》谓：“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 士农分业，农不知书，而士于烝化之学，又以非科名所务，置之不讲。 持续千余年的科考以四书五经为内容，士子埋首于制艺之学，很少关注与究心科学意义上的农学知识。
作为学科意义的科学化“农学”的出现，是近代中国受西方移植过来的分科治学思想的影响。以“学科建制”形式出现的农学，是清末的新式学堂采取分科教育后，才逐渐由西方引进的一种知识分类观念。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二月十八日，张之洞上奏呈请创设储才学堂，农政之学居其一。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九月二十日，他更大声疾呼：“创设农务学堂，参用西法，以开风气，以广利源。” 主张设农学堂，讲求种植之法。而据清廷《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统计，至1907年，全国大部分行省皆立农业中等学堂，共计二十五处。 此外，直隶、山东、河南、江宁、浙江、广东、湖北、云南八地创办了二十二处农业初等学堂，而农业高等学堂共四处，分别位于直隶、山东、江西和湖北。 至1910年，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正式开办。从中可见，在新式学堂的两个系统中都有关于农业知识方面的教育。
数千年来，中国以农立国，历代相沿。农政向来为历朝历代统治者所关注。农者，天下之大本。历代以来，劝农垦荒之令屡下。然迄晚清，商政渐兴，“通商数十载，海内之士抵掌谭（谈）洋务者项相望。综其言论不逾两途：一曰练兵，以敌外陵；二曰通商，以杜内耗” 。士人感慨“农政不修” 。甲午战争惨败，外患日亟，国民惕厉，农务始渐振兴。张之洞、刘坤一联名上书，明确提出：“今日欲图本富，首在修农政。欲修农政，必先兴农学。” 朝中大臣分析，此前中国裹足不前，皆因“农学不讲之故也” ，并纷纷就此建言献策。“工商之本以农为先，而农业之兴，非学不可” 渐成为时人的共识。
朝中大臣所谓农学，源自泰西。传教士对西法农政书院、新式务农机器和农学新法带来的农业利益的介绍，切合晚清社会对农业利益的追求。故而西法农学的知识没有被抵触，很快为人认可。然而，西法农学非试验难收其效，且西法农学据化学而立，时人多以《周礼》所载认土辨物的经验比附，如趋新大臣张之洞认为，西方农学新法中所言之化学，为“《周礼》土化之法 是农学之义也” 。不理解西法农学观念行事的本意，造成诸多的误读。
民国农学家回首近代中国农业教育的发展历程，将1902年至1911年的晚清农学定义为中国农业教育的第一时期，定义为“政治的农业教育时期”，感慨晚清政府虽然意识到东西方国家农业的发达在于推广农业教育，但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并没有“深究其如何设施，但令各省开办农校与农事试验场以及半官式农会”。文章中总结道，晚清效仿他国，推行农业教育的*终结果，不过是“各省仅事此种政令，为平常敷衍门面之举。咸以缺乏农事知识之候补府道，委充校长，场长，与会长。其于农民及农业之发展改良，可谓毫无影响”。一方面，民国农学家对晚清农学效果几乎持全盘否定的态度，有其专业角度与立场，见仁见智。然而，分析其中感叹，可以清晰描述出一个无法否定的基本历史事实，即作为新事物的晚清农业教育的推广，面临着两大困境：一是对具体农学知识的懵懂，二是农学专门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的缺乏。另一方面，民国农学家指出，晚清时期，“对于中国农业教育之稍有贡献者，为目前尚存之数所规模较大之农校，如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山东农业专门学校、保定农业专门学校，皆成立于此时期也” 。
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晚清社会时人曾提到，1908年“山西、湖北开办农学未闻著有成绩，且亦未闻有毕业者” 。至1936年，有西方农业教育背景的邓植仪，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晚清农业教育的五条弊端：农业教育只具有笼统之目的或方针；农业教育与农业建设不相呼应；农业教育制度不够完备；教育材料不充实；教师任用不经济。他还强调：“过去三十年而论，农业教育收效之微。” 农业教育的困境，一直是困扰人们至深的问题。这不免让人追问：西法所言之农学知识，其具体内涵究竟为何？又是以怎样的形态，如何一步步传播以至被制度化，从而进入学制？农学究竟起到怎样的作用？又是什么因素造成农学的困境？其去向归属更为哪般？
上述情况说明：认真考究起来，农学是人们“耳熟”而不“能详”的问题。本书拟在清末社会、文化、政治等各方面制度性变动中，厘清近代农学知识的具体内涵与意义流变，进而考察农学从知识走向制度的转变历程，探究农学困境的深层次成因。农学一体现在“农之有学”理念的出现，读书人开始注意到农学知识的存在，士始知农，打破了士农分途的传统；二表现为农务进入学堂，农学被制度化，迥然于传统制艺之学。纵深而论，坐而论道的士林之学渐向起而行之的效仿西方贵在实验的农学转变。此外，传统农务指重农桑以顺天时，勤开垦以尽地利，强调应天时以兴地利，而晚清农学涵括农会、农事试验场、农学堂等西法农务的内容。清廷的农业政策开始出现农务效法西方的倾向，政府试图主导农学学科的形成。农学的出现，昭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并体现了该时代的内容。对近代农学的形成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不仅涉及西方农事知识的引介，农学形成、发展、演变的轨迹，也体现和说明了近代中国的观念、知识、制度转型、实践与再创造。它是直接关系到近代中国社会史、文化史、学术史、教育史等研究，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近世社会变迁和转型的重要线索和脉络。
第二节 先行研究
中国以农立国，历经五千年。然而，古人虽有劝课农桑的农政，却无科学意义上的农学。直至近代中国，在西学东渐过程中，以科学原理说明农桑状况的农学才为人所知。晚清各类新式学堂及大学教育中开始出现农学内容。农学进入教育系统，这是过去所没有的新生事物，也是近代中国千年巨变的一面。关于晚清农学的研究，前人在农业教育、清代农书、农业政策三方面均有涉及。海内外研究大都三者分述，各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视角，不同程度地促进了本书主题各个层面的认识。按时间先后梳理各代表性论著中与本书主题有关的内容，可见相关研究进展的基本走向和阶段进展。
一、1949年前
1949年前，清代农业资料分散零碎，对晚清农事的论述往往被视为中国农业史通论的部分内容。1918年，吴蛰扈编写了《中国农业史》一书，由上海新学会社出版。该书是一本单薄的小册子，虽仅有一万余字，却是较早的中国农业史专著。书中将中国农业发展分为胚胎（唐虞以前，上溯炎黄数千年）、发明（唐虞以后迄秦千数百年）、修明（汉以后迄唐两千数百年）和中落（宋迄清数百年）四个时期。 书中讨论了清代农业，聚焦于传统社会农业情况，对近代中国农业情况的描述着墨较少。农史学家万国鼎翻阅该书后，认为该书不明源流因果，不辨真伪，引书失实，任意附会，缺乏史实且不知农业，称该书“杂缀成文，谬误盈篇，简随疏误，未足言史也”。 1921年，张援因袭吴蛰扈《中国农业史》的体例，编辑出版《大中华农业史》。该书约五万字，分三编介绍了从神农到清代的农业发展情况。书中将中国农业分为三个时期。两书相较，《大中华农业史》内容更为丰富，叙述更具条理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书作者十分简略地提及近代农业的情况，称：“光绪时农业改行新法，体现在一设农工商部，分四司，农务其一也；二兴学，设立农科大学、高等、中等和初等农业学堂。” 但因为前后逻辑关联不大，引用文献并未注明出处，且“杂引古书而不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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