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學與長安學者 淺析《長安學研究》之特色 何夫
《長安學研究》是陝西師範大學國際長安學研究院主辦的大型學術刊物，自2016年1月推出創刊號以來，每年一輯，至今共出6輯，在學術界産生了較大影響。《光明日報 史學》版有文章稱，長安學研究“已蔚爲大觀”。應該説，此言不差。
大家知道，陝西師範大學國際長安學研究院（以下簡稱“研究院”）是由陝西的四所高校—陝西師範大學、西北大學、長安大學、西安文理學院，和陝西省文物局、陝西省人民政府參事室（陝西省文史研究館）以及日本學習院大學、韓國忠南大學共同組成的研究機構；而一家研究機構辦一種或數種學術刊物，以此作為平臺，來宣傳自己的學術主張，發表學術觀點，凝聚學術隊伍，進行學術交流，這無論是在中國或在外國都屬再正常不過的事情，是通例。唯此，《長安學研究》的誕生，是自然而然的事。面世以來，它共發表文章197篇，字數達240余萬字，發文作者達190多人次，内容涉及長安學、長安學者、漢唐長安城、陝西古道、典籍與古文字、墓誌碑石、出土文獻、新出文物、歷史文化、中外交流、宗教、書評等各個方面。
讀者一定會問，“研究院”辦的輯刊《長安學研究》，有些什麽特色呢？答曰：有四大特色。
首先，該刊欄目設計，總體穩定，適量靈活。這就是説，該刊的欄目，長安學、長安學者一欄每期都要有的，這是刊物的靈魂，要不然，怎麽叫《長安學研究》？！因此，這一基本欄是“穩定”的。至於其餘的欄目，要視此期文章的具體情况而定，所以叫“適量靈活”。據統計，《長安學研究》每輯所設欄目數如下：
1輯 4
2輯 4
3輯 5
4輯 5
5輯 6
6輯 6
統計表明，所設欄目數大體差不多，平均每輯約5個。每輯的“長安學與長安學者”欄逐輯所發文章數依次爲4、8、5、4、4、3，總計38篇，占所發總文章數的近20%。正是這一點，成爲該刊的點睛之筆，成爲刊物之特色。
其次，該刊敢發長文，也敢發短文。長者如第二輯所發《〈史記〉新本校議》一文，長達70頁，近70000字。在當今各家學術刊物和各高校學報中，敢於這麽做的，恐怕没有。一般都以6000—8000字爲宜，達到萬字便算長文章。此點，明顯應爲該刊亮點。同時，該刊也敢發短文。3000—5000字的短文，自不必説，*短者竟有千餘字的小文。一個大型學術刊物，敢這麽做，也實屬少見。由此，使人不禁想起著名史學家顧頡剛先生當年編《古史辨》的情形。大家知道，該書所收文章，字數多少不一。既有數萬字的長篇大論，也有極短的來往書信。這種做法，今天已經極其少見。從某種意義上説，《長安學研究》既敢發長文又敢發短文，打破了目前學術刊物發文的慣例，恢復了顧先生當年的傳統。僅此而論，便有相當的價值。而這自然也就成爲該刊特色之一。
再次，該刊既重文獻資料研究，也重文物、考古資料研究，特别是墓誌方面的研究，所占比例日益增多。關於文獻資料和文物、考古資料並重的研究原則，王國維首發其端，陳直等發揚光大，現爲越來越多的傳統學術研究者所認同，其重大意義不用再説。在这六輯《長安學研究》中，如《史記》研究、寺廟文獻研究，以及《奩史》《南村輟耕録》《女誡》《女論語》《入蜀記》《奇器圖説》《荆楚歲時記》等十餘種具體文獻的研究，是文獻研究的典型；而像對骨簽、長安城考古資料、出土金文、文字瓦、多友鼎、關中地區20世紀50年代考古資料等之研究，皆是文物、考古資料研究的典型。特别是關於骨簽的研究，具有相當的前沿性。這其中，有關墓誌的研究，占了相當的比例。據統計，各輯研究墓誌文章的數量如下：
1輯 1
2輯 1
3輯 2
4輯 4
5輯 6
6輯 11
從統計數量看，墓誌類文章基本呈上升趨勢，尤其第六輯，數量急劇增加。顯然，研究文獻資料和研究文物、考古資料並重，是該刊的又一大特色。
第四，不定期選刊新書的重要篇章。這裏“新書”有兩種含義：一指新出版的書，二指即將出版的書。前者的例子如四卷本《西安通史》，2016年11月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2017年1月出版的《長安學研究》第二輯便選刊了該書的總叙及各卷前言。後者例子如修訂本《陝西通史》10篇樣稿選刊於第三輯，《陝西經濟通史》5篇樣稿選刊於第四輯，《秦地國風—公元前後千年的陝西》共計13篇樣稿分刊於五、六兩輯。像《長安學研究》這樣如此密集地選刊新書重要内容的，國內學術刊物並不多見。這麽做，既爲新書做了宣傳介紹，擴大了影響，又使讀者對新書重點内容先睹爲快，加深了對有關新書重要篇章的理解，可謂一舉兩得。像如此的好事，何樂而不爲！
以上簡略分析了《長安學研究》的四大特色。由於衹是“簡略分析”，故曰“淺析”。*後，擬再就《長安學研究》的性質略説幾句。有關這個問題，筆者曾訪詢過輯刊的主編黄留珠先生，承蒙見告，説《長安學研究》除了學術目的外，再無其他目的，是一份純學術性輯刊；它以研究、傳播長安文化、長安文明以及建都關中乃至陝西的王朝，尤其是周、秦、漢、唐王朝的文明文化爲己任，使人們汲取歷史智慧，變得聰明起來。正是這樣的性質，纔决定了刊物如上的特色。所以我們看到，《長安學研究》並不像某些刊物那樣，十分熱衷時下的評價體系，熱衷標榜自己，把什麽“核心”“重點”“百强”之類掛在腦門上；更不搞大轟大嗡，特别看重所謂“評選”“頒獎”一類激勵活動。而是老老實實做事，一步一個脚印前進，以一種平和的心態特立獨行，立身於學術之林，立身於世界的東方。
2021年5月24日於西安南郊
長安學者的領軍人物——陳直先生——《陳直著作選》出版説明 席達
這是上下兩卷本《陳直著作選》。上卷收録《漢書新證》與《史記新證》，下卷收録《兩漢經濟史料論叢》和《文史考古論叢》。可以這樣説，陳先生著作的*精彩部分，基本收録於此。
陳直先生（1901—1980），字進宧（宜），號摹廬，中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考古學家。生前任西北大學歷史系教授，考古教研室、秦漢史研究室主任。學術兼職有西北大學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中國秦漢史研究會籌備組組長等。社會兼職有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委員，陝西省政協委員，陝西省社科聯顧問，陝西省歷史學會顧問等。
陳先生治學，直接師承清代樸學傳統，同時深受王國維近代考據學二重證據法的影響，既重文獻資料，亦重考古資料，提出“使文獻與考古合爲一家”“使考古爲歷史服務”的學術主張。先生又與時俱進，自覺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爲指導，積極宣導“搞人民史”“搞手工業史”。
陳先生雖非陝籍，但他長期生活、工作於古城西安，主要學術成就也完成於這裏，是不折不扣的長安學者—而且是長安學者的領軍人物。
陳先生著述宏富，早期著作主要有《史漢問答》《楚辭大義述》《楚辭拾遺》（收入大東書局印行之《楚辭四種》）《漢晋木簡考略》《漢封泥考略》《列國印制》《周秦諸子述略》《摹廬金石録》等；50歲之後著作總名曰《摹廬叢書（著）》，具體包括《漢書新證》《史記新證》《兩漢經濟史料論叢》《讀子日劄》《讀金日劄》《居延漢簡綜論》《居延漢簡解要》《居延漢簡紀年》《居延漢簡甲編釋文訂誤》《敦煌漢簡釋文平議》《關中秦漢陶録》（考證部分獨立成册，題爲《關中秦漢陶録提要》）《秦漢瓦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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