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经济史学界对近代中国同业公会的研究，已经形成了大量的成果，几乎社会经济中所有的产业部门同业组织，均被纳入了研究对象之内。丝绸业作为中国传统的代表性产业，在历史上存在过的各类同业组织可谓形形色色，数量众多，丝绸产业的相关研究早已汗牛充栋。
中国古代丝绸产业的重心经历了从北方移向南方的变迁过程，这种空间变迁过程一直持续到近代，并成为近现代中国工业化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自北宋政权南移导致中国丝绸业发展中心随之南移，江南地区的丝绸业开始得到发展。明清两朝，江浙一带的丝绸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到近代时期，江南地区成为中国*重要的蚕桑和生丝产地，是丝绸业发展*为兴盛的地区，并辐射至邻近地区。
在对外关系方面，丝绸商品一直作为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交流往来的重要商品之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政治、文化、技术的交流，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世界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实际上，丝绸商品作为国际商品进行贸易已经有很悠久的历史了，但直到近代通商口岸逐渐开放之后才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对外贸易。自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之后，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开埠，在国内和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并在1853年超越广州成为中国第一大进出口贸易港口。上海港日益重要的地位，不断吸引着更多产业集聚于该城市，使上海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城市。
按照经济结构变化的规律，流通市场以辐射式和集散转移式两种方式分级。近代中国绸缎业市场以集散转移式分级为主，产品主要是从产地或靠近产地的口岸向上海集中，再由上海分散到其他需求地，上海就成为中国*大的绸缎集散地，也是中国丝绸商品出口的*大港口。各类需求和供给主体集聚上海，使上海成为各类有关绸缎供需的信息中枢。
目前国内关于丝绸贸易的研究相对较多，从近代来看有众多学者对其做过研究。学界多从丝绸业发展历程、粤海关港口及粤海关与上海港口丝绸贸易对比的相关研究角度进行分析。国外对于丝绸贸易的研究较多的主要是日本学者，他们大都是从丝绸贸易史和蚕茧生产成本、生丝价格与国际贸易关系、日本缫丝业相关问题方面进行探讨。
对近代中国丝绸产业的研究，已经有大量前辈学者的成果问世，如王翔的《晚清丝绸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朱新予的《中国丝绸史（通论）》（纺织工业出版社，1992年）、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纺织史》（上卷、下卷）、王庄穆的《民国丝绸史》（中国纺织出版社，1995年）和《中国丝绸辞典》（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徐新吾的《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刘永连的《近代广东对外丝绸贸易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等著作都为了解近代丝绸业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文献资料。 在丝绸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技术因素研究方面，李明珠在《近代中国蚕丝业及外销》一书中，对近代中国的养蚕缫丝技术、养蚕业的发展、蚕丝的出口贸易和农村经济及机器缫丝业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后指出政府对于近代蚕丝业发展的重要作用。王翔对民国前期蚕桑业的发展原因进行了研究，认为蚕桑教育和技术人员对蚕桑业的改良起着重要的作用，从而获得了蚕农对丝绸业的支持和配合，同时政府推行的措施和政策对蚕桑业的改良和蚕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孙燕谋对中国近代丝绸业的兴衰史实进行了梳理研究，指出在五口通商的促进下，中国近代丝绸业兴起发展，后来受到日本蚕丝业的激烈挑战，再加上世界经济危机和战争的影响，中国近代丝绸业逐渐衰落。孙燕谋提出中日两国蚕丝业发展的快慢，以及在国际市场上的消长变化，不是偶然的，而是各有其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的深层原因。
就丝绸产业的发展历程进行对比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于中日之间的比较。美国学者李明珠通过对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技术和中日企业进行对比，认为日本在19世纪下半叶丝绸贸易赶超中国的原因是日本快速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现代化不单是产业现代化如引进机器和建立工厂，而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同时中国的原材料供应区（农村）和生产区（城市）的相互分离及缺乏相应的政治制度是中国近代丝绸产业衰退的主要原因。马德斌基于 1850—1937 年东亚地区中国生丝和日本生丝出口量和价格对中日两国丝绸产业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日本自明治维新后政府政策、法律、资本、技术、企业家精神等因素促进了日本快速实现政治制度和产业现代化，这是日本生丝出口量在20世纪初超过中国的原因。王翔对19世纪中国和日本的丝绸业近代化问题进行了对比研究，通过对中日两国丝绸生产和贸易发展历程的比较研究，分析了在19世纪下半叶中国和日本两国的丝绸业出现了不同结局的原因：中国丝绸业失去了实现现代化的机会，逐渐开始衰落，而日本丝绸业在政治制度现代化和产业技术现代化的促进下，在生产的各个环节全面地实现了近代化。顾国达对19世纪中美之间的丝绸贸易进行了研究，并以此介绍了美国丝绸业的兴起，但是他仅就美国生丝进口、中国生丝出口数量进行了分析，并未对丝绸产业的整体发展水平进行研究。
国内关于丝绸进出口贸易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多。陈万明和王希贤根据中国生丝在国际市场上地位的变化，将中国近代生丝出口贸易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时期：兴盛时期（1843—1908年）、挫折时期（1909—1929年）和衰落时期（1930—1948年），并在近代时期中国所处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下，分析研究近代中国生丝出口贸易兴衰变化的情况及原因。梁加龙对近代时期中国丝绸对外贸易的发展进行了简单的阐述：一方面因国际市场的空前扩大而获得了大好机会；另一方面日本丝绸业的迅速崛起，对中国在世界蚕丝贸易中的传统支配地位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王翔对中国丝绸业的近代化及对外贸易展开了研究，指出：中国丝绸产业在生产工具、织造原料、经营方式等方面所发生的深刻变革，表明了中国丝绸产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实现了由简单家庭手工生产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工业生产方式的改变，这构成了中国传统丝绸业走向近代化生产的主要标志。
从这些丝绸出口贸易研究文献中可以了解到近代时期国际丝绸市场的发展情况。在近代，中国和日本是生丝的主要供应国，法国和美国是生丝的主要需求国，英国也曾是中国蚕丝的主要销售市场之一。
近代中国的丝绸产业，因受产业集聚机制的影响，一直都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和重点。国内外关于产业集聚机制和影响因素的研究，多聚焦于工业制造业、高技术产业，机制及影响因素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变化中。韦伯在其《工业区位论》中论述了交通运输成本、劳动力成本和集聚因子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尹希里和刘培森基于信息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框架，分析了城镇规模、知识密集度、交通运输和固定资产等因素对中国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程度，同时认为城镇规模和交通运输与制造业集聚呈“倒同时认为城镇规模和交通运输与制造业集同时认为城镇规模和交通运输与制造业集聚呈“倒U型”关系。国内学者在产业集聚机制及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也是硕果累累。王缉慈、姚士谋等经济地理学家率先对产业集聚的相关概念及发生机制进行了研究，认为产业集聚产生的三大重要因素分别为：规模收益递增、流动性的生产要素、较低的运输成本。经典产业集聚理论中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知识溢出、人力资本、市场化水平、政府作用等都是影响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贺灿飞等学者将这些因素划分为产业特性和区域特征两大类，其中溢出效应、劳动力投入强度、交通成本、产业联系等属于产业特性，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基础设施、政府作用等属于区域特征。金煜等学者在利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基础上，分析研究了地理和政策等因素对我国工业产业集聚的影响，在分析中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对工业所处的地理位置、工业发展的历史条件和市场规模及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等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这些因素对工业的集聚具有较为显著的作用。于敏捷利用产业集群理论，结合湖州实际发展情况，分别从政府和企业的角度分析研究了湖州丝绸的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及发展途径。研究丝绸产业集聚的文献较少，但是以上产业集聚方面的研究为本书的构思及模型方法的选取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根据牛怡元进行的相关研究，中国丝绸类商品的进出口贸易主要是以出口为主，并且以出口生丝、蚕茧类丝绸原料为主。少数港口也会有小部分的丝绸商品“进口”，但这部分“进口”主要是国内各港口之间的“复出口”，即从国内某一港口运送到国内另一港口。抛开这一部分，仅看从中国港口对国外进出口，丝绸类货物基本全部为出口，没有进口（不包括人造丝，人造丝是进口产品）。张玮也针对近代上海的府绸公所，以经济学的计量分析模式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为本书的进一步讨论提供了参考。
产业集聚是产业在历史与偶然因素的作用下产生，然后在累积因果效应和路径依赖共同作用下发生的结果。工业革命之后，丝绸产业能在并不生产丝绸原料茧、丝的英国发展起来，并且出现了产业集聚的现象，重要的丝绸制造中心出现在麦克尔斯菲尔德、曼彻斯特、考文垂、都柏林，还产生出了如英国丝绸协会（The Silk Association of Great Britain）等同业组织团体。
综上所述，由于产业集聚等条件的存在，以出口贸易为主要流通途径的丝绸产业也在上海建立了一系列同业公会。本书所分析的即是于 1930 年成立的上海市绸缎商业同业公会，尤其是该同业公会成立后所从事的事业，同时以其下属的山东河南丝绸组（即府绸公所）为案例，进行相应的对比研究。
第一章 上海市绸缎商业同业公会概述
近代中国丝绸产业的发展，尤其是上海作为丝绸商品进出口贸易集散地的地位，使在上海成立一个丝绸产业同业组织成为顺理成章的结果。本章即以处于流通领域（相对终端）中的上海市绸缎商业同业公会为例，利用相关档案资料，对上海市绸缎商业同业公会的起源、发展、演变、组织机构和内外功能等进行探讨。
第一节 上海市绸缎商业同业公会的成立及变化
一、上海市绸缎商业同业公会的成立
自 1843 年开埠以来，上海绸缎商业与中国丝绸的对外贸易和丝绸的工业生产一般，兴衰起伏多变，虽进行积极经营，但是由于内外各种原因难以改进发展，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和武装侵略，日本人造丝充斥中国丝织市场，制约了江浙一带的丝织生产发展。1925年7月5日起，上海绸缎商业界举行了一场以“复兴国产绸缎”为主题的群众运动，“九一八”事变以后，开始发展为爱祖国、爱丝绸，为行业生存而斗争、以实际行动抵制日货为内容的群众运动。1927年9月，上海地区各绸缎业馆所合并组建为上海特别市商民协会绸缎业分会。1929年7月5日，8个绸缎业会馆、公所集会讨论，一致认为丝绸业已经衰落，维护救济刻不容缓。于是议决每一团体推代表5—9人，共产生代表77人，组成上海市绸缎业分会执行委员暨中华国产绸缎上海救济会。1930年8月因工商社团整顿，改组为上海市绸缎商业同业公会。1934年9月15日，上海市绸缎商业同业公会、上海电机丝织厂同业公会联合成立了中国国产绸缎复兴委员会。
在上海市绸缎商业同业公会成立之前，上海特别市商民协会绸缎业分会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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