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1890～1969）爱国将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原名本尧，字文白。生于1890年10月27日（清光绪十六年九月十四）。安徽巢县（今巢湖市）人。其祖父是农民，父亲是手工业者。张治中六岁入塾，读书十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在扬州参加反清起义。1912年进入陆军第二预备学堂。1916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次年到广东参加护法运动。历任驻粤滇军连长、营长、驻粤桂军总部参谋、师参谋长和桂军军校参谋长等职。1924年初，对孙中山确立三大革命政策表示拥护。6月任黄埔军校学生总队长、军团团长，同时兼任guomin革命军第二师参谋长，广州卫戍区司令部参谋长等职，与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密切合作，结成深厚友谊。1926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先后任guomin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官处处长、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等职。后曾一度到欧美进行考察。1928年7月后历任guomin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教育长，同时兼任教导第二师师长，参加蒋介石对冯玉祥、阎锡山等的战争。1932年1月兼任第五军军长，率部参加上海“一·二八”之役，曾予日军以沉重打击。1933年12月任国民党第四军总指挥，率军入闽，参与围攻福建人民政府，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时，他主张和平解决。抗日战争爆发后，张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兼左翼军总司令，参加上海”八·一三”抗战。1937年11月任湖南省主席，1940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1941年皖南事变后向蒋介石上书，主张继续国共合作，共同抗日。1945年5月在guomin党六大上，当选为guomin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常务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guomin党政府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主席，曾营救过被盛世才囚禁于新疆的一批共产党员回延安。他曾多次代表guomin党去延安同共产党谈判。1946年1月代表guomin党参加军调处三人小组，主张和平解决国内问题。1949年4月任guomin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到北平同中国共产党代表谈判，双方议定了《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此协定遭guomin党政府拒绝后，他毅然留在北平，并发表《对时局的声明》。同年9月，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促成了新疆和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guomin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对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1969年4月6日在北京逝世。

张治中：“我于一九四九年冬开始写回忆录，是想把过去六十年一本大账清理一下，作为自我检查，好为进入新社会为人做事的体验参证。这篇回忆录是个人自述性质，只是把我亲自接触的事实写下来，其他非我亲自接触的事情，虽偶尔顺带一笔，亦极简略。
      我写这篇东西，严格地要求真实。不夸张，不掩饰，更不愿稍犯自我吹嘘之嫌。我生平自律，绝不说假话；且过去已有六十年岁月在混乱、苦闷、黑暗环境中度过，错误丛生，遍体创伤，何有自我吹嘘的余地。
      为求真切地表达当时的实际情况，所以对每一问题的叙述，是就当时的立场和观点写的。当然，我在解放前根本说不上以无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来看待问题，考虑问题；只是有一事，就写这一事，至于对这一事的写法在我思想认识上是否正确，也未计及。”

这是文白先生生前留下的一份自述。这份自述，记下了他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种种活动，反映了他热爱祖国、追求真理的生平。由于他长期置身于国民党决策之列，自述中留下很多重要史料，对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特别是国共关系问题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这份自述，侃侃而谈，娓娓动听，读了使我们看到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看到了他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由来和基础，也从一个侧面看到我们国家这一阶段的历史风云。

陶峙岳：

文白将军，乃国民党杰出将领。当年极力主张国共携手，实现全国和平，曾向当道屡陈谠议。并为和平而奔走，三上延安，与我党为友。其于新疆之和平解放，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值将军遗作回忆录付梓，聊附片言，借志追慕。

我怀念我的故乡，更怀念我先人的庐墓。离我的家，向北走不过百步，是我祖父母、父母、叔父的长眠之所。我盖了一个小小三间屋的墓庐，我们叫作坟庄。我回乡时，总喜欢住在这墓庐里。有一年在家中过旧年元旦，大雪纷飞，自己一个人静幽幽地走进坟庄的园里。雪越下越大，像百万玉龙盘舞。我孤清清站在雪花中，俯看山麓的村庄，和平、幽静、纯洁，一片粉装玉琢的乾坤。山泉淙淙，奏出天然的美妙的乐曲。这时，我浑然忘了世界的尘秽，撇却了人生的疾苦，这宇宙和人生都像一片白羽，纯洁而光明。我仿佛到了一个化境，一个超然出尘、遗世独立、飘飘乎欲仙的化境。我相信，这种意境，是渊源于我对可爱的黄山，可怀念的故乡，可永远瞻仰纪念的先人庐墓的深厚感情，这种感情不断诱发我敬恭桑梓和息影林泉的愿望。

　　我常常回到故乡去。这不但是一个休息的机会，也是我静心思考和接近民众的机会。其中最值得回忆的一次是我在“八一三”上海抗战以后回乡小憩的四十天。战前三十天的准备工作，从八月十二日到九月二十三日整整四十天指挥作战的辛苦，使我的身体疲惫不堪。九月二十五日从前方回到南京，虽已调任大本营重要职务，也不能不请假回乡稍事休养。到了洪家疃，大家几乎不认识我了，惊问我为什么这样消瘦。我一回到家乡，如释重负，身体一天天好转起来。

　　我在休养期中，也和每次回乡一样，常向黄麓乡师学生讲话，大多讲些求学做人做事的道理，把自己的体验现身说法讲出来，主要是说明一个人应该有恢弘的抱负、坚强的意志和奋斗的精神，应该关怀民众的疾苦和国家的命运。同时，我在他们面前，表示对政治生涯的冷淡。我并不希望做大官，但愿有一天回到乡下，做一个小学教员或师范教师，也许在教育上的贡献，比在政治上的要大一点。我也常把孙总理的遗训启示他们，青年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希望做大官，人生以服务为目的。我说很多话鼓励师范生，要他们为农村服务，埋头苦干。因为我们乡下总免不了一种观念：做官是好的，做差事是好的。这成了一种社会趋向，父母教儿子读书，乡党期望子弟上进，全是为的做官。所以我想矫正一般人的不正确的观念，使大家认识做下层实际工作的重要，使大家知道为乡村服务是国家民族的基本工作。中国人口百分之八九十是农民，如果乡村的优秀青年，不能在乡村工作，不能为农民服务，而趋向政治活动，做官，干差事，把乡村风气弄坏，人才减少，这不是国家的好现象，倒正是农村衰败的原因之一。我分析这些道理，警觉黄麓青年。

　　黄山虽好，可惜树木少。我提倡植树造林。有些池塘没有鱼，我提倡养鱼。这时清水塘干了，是由于塘身太浅，蓄水不多。我提倡挑塘，把塘掏深。我自己带头下塘，领导大家踊跃挑塘。村里的人笑着说：“总司令“八一三”上海抗战时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挑塘!总司令挑塘！”我觉得参加这样的劳动是一种很愉快的事。
 
    我很想把我的故乡建成一个理想中的乐园。我有一个实验乡的计划：北自淮南铁路，南抵巢湖，东起烔炀，西至长临，筑成环乡的乡道，再在各村修村道；同时，办一百所民众学校，其他一切按地方自治原则办理。我曾多次和黄麓乡师的杨效春校长商量，想把乡师逐渐扩大，成为大学，附设一所中学、若干小学。此外如科学馆、天文台、图书馆、医院等，应有尽有。我脑中常常涌出一幅美丽的图案。可惜我的理想刚生了芽，尚在计划阶段，而战角在烽火漫天中吹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