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 ）

美国语言学家、哲学家、政治评论家，1928年12月7日生于费城，1955年起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代表作有《句法结构》《美国的权力与新官僚》《因为国家》《客观性与自由主义学术》《论无政府主义》《论语言》《走向新的冷战：从越南到里根的美国外交政策》《理解权力》《霸权还是生存：美国对全球统治的追求》，以及《失败的国家：滥用权力与践踏民主》等。现居马萨诸塞州剑桥市。

安东尼·阿诺夫，著有《伊拉克：撤退的逻辑》，编有《被围困的伊拉克》和《另一半美国史——民主进程中被掩藏的声音》（与霍华德·津恩合编）。现居纽约。

李梅，现任教于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方向为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主要研究领域为英汉对比和会话分析，长期从事英语专业教学。

乔姆斯基是一种全球现象……也许是地球上被最广泛阅读的有关外交政策的声音。

——《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乔姆斯基胜过目前还在写作之人的是，他把愤慨和洞见、博学和道德热情结合了起来。这是难得的成就，也是鼓舞人心的成就。

——《在这个时代》（IN THESE TIMES）

在和平事业中最有影响力的西方知识分子。

——《独立报》（INDEPENDENT）

[乔姆斯基] 在其他评论家入睡以后，还在继续挑战着我们的假设。他已经成为飞行在我们的国家良心最前列的牛虻。

——克里斯托弗·李曼-赫普特，《纽约时报》（CHRISTOPHER LEHMANN-HAUPT, THE NEW YORK TIMES）

乔姆斯基是与整个产业斗争的一小拨人中的一员。这不仅使他显得才华横溢，而且英勇无比。

——阿兰达蒂·洛伊（ARUNDHATI ROY）

诺姆·乔姆斯基是针对不公正的权力和谬见最主要的挑战者之一；他反对任何关于美国的利他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假设。

——爱德华·W. 萨义德（EDWARD W. SAID）

迄今为止近30年来，乔姆斯基以其对细节进行百科全书式的关注和不屈不挠的义愤之情，剖析了对美国权力的主要命题——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侵略行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在维护自由。

——《优涅读者》（UTNE READER）

乔姆斯基以非凡的天赋再次证明，人类无法变成商品。

——爱德华多·加利亚诺（EDUARDO GALEANO）

重铸历史 （节选）

美帝国主义在印度支那一败涂地，但这同一拨兵力又开始了另一场战斗，对手是不太灵活的美国人民。在美国，他们获胜的希望更大。战场不是军事战场，而是意识形态领域。成败的关键在于美国将从印度支那战争中所吸取的教训，其结果会决定新的帝国主义事业的进程和特性。 

由美国扶植的西贡政权倒台之后，日本主流报纸《朝日新闻》的编者按评论如下： 

从各方面看，越南战争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强权无休止地镇压民族主义崛起的时代已经结束。 

对越战的这一评论相当准确，对未来的预测却过于乐观。 

问题很尖锐。各个大国当然不会认为，美国在越南的失败表明他们不能再使用武力去“镇压民族主义崛起”。事实上，美国在越南溃败期间，在其他地方获得了显著的成就，例如在印度尼西亚、巴西、智利和多米尼加共和国。来自越战的教训不会教导我们那些处于缓和时期的伙伴们必须放开他们对帝国领地的残忍控制。 

为国家暴行而道歉的人深知，公众在帝国主义征服和统治中无关紧要。无论主要社会团体和经济团体的获益有多少，帝国的公共支出也许都会上涨。因此，美军要想随时进行全球管理，就必须唤醒公众的爱国主义情怀，或者至少让他们循规蹈矩、恭顺服从。 

这其中就有知识分子的任务。如果能够确定我们为了人类的利益必须（例如说）入侵波斯湾，那么不谙世故的民众就不能从情绪或道德层面上表示反对，当然也不能粗俗地抗议示威。意识形态主义者必须保证的是，从印度支那战争和反对该战争的经验中没学到什么“错误的教训”。 

在越战期间，美国的意识形态主义者与大量的公众意见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隔阂。假如世界体系在未来几年内能被恰当地管理，这种隔阂定会消失。因此，我们被勒令“避免相互责难”，要认真、努力地克制自己，不去关注毫无意义或毫无长远意义的问题。必须雄心勃勃地投入宣传战，重建这一原则：只要能取得成功，美国使用武力就是合法的。 

假如把美国对越南的“干预”理解为反和平的重大罪行（本来也确实如此），那么就为美军未来的全球管理设置了一个意识形态的障碍。于是，那些遵从于美帝国主义创立原则的人们必须承受的是，从未出现过此类问题。他们也许会承认美国的政策很愚蠢，甚至很野蛮，但不会承认整个计划内在的非法性以及这一事实：这是美国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先打击南越 ，之后打击印度支那的其他地区。这些问题必须从当前和未来有关“溃败教训”的争论中排除出去，因为它们直接针对一个关键性问题，即通过诉诸武力和暴力保证全球秩序的假想。 

对禁止谈论的问题纠缠不放，就会审视美国发动战争的起源和原因。现在可以看到详尽的文件资料，其所显示的结论在我看来也一清二楚。他们害怕的是——抱着貌似有理的假设认为“多米诺理论”（domino theory）有很多更合理的说法——共产主义在印度支那取得的社会和经济成就可能会使“堕落蔓延”至东南亚大陆的其他地区，也许远至印尼和南亚。在内部政策文件中，战争策划者轻而易举地端出多米诺理论的各种说法恐吓公众。他们主要关注的就是示范效果，有时也被称作“意识形态的成功”。 

在某个领域内现代化的、平等主义的革命运动，在其他领域也可能是典范。令人惧怕的是，长期效应持续下去也许会缓和日本这个东方工业强国与亚洲国家的关系，而这些亚洲国家已经摆脱了由美国控制的全球体系。最终结果好似是美国输掉了太平洋战争，而美国为之一战的部分原因是，阻止日本建立一个实质上把美国排除在外的“新秩序”。当然，其中的问题更加复杂，我在其他地方也更加详细地分析过。 但我认为这正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有可能做到的是，在谴责美帝国主义的同时又留在官方意识形态的框架内。要想这样，就可以再次使用某种抽象的“权力与统治意志”来解释帝国主义，这是与我们社会和经济体制的实际结构无关的一个中性范畴。因此，反对越战的人可以写道：“美国干涉越南尤其代表了扩张主义利益和帝国主义利益的胜利”；“美国的干涉主义和反革命政策是帝国主义国家的预期反应，其主要利益在于维护一种秩序，这种秩序与该国家对自己在历史上所扮演角色的假想是同义的（它所带来的物质利益除外）”。但主流学者和评论未给这种批评挂上“不负责任”之名，因为作者还补充说：“从所有帝国主义假想的方式来看，根深蒂固的假想是，能有一个占绝对优势的美国，去实施对别人的统治，无论抱有这种假想的人的动机是多么得仁慈。”这种批评是负责任的，因为它预先假定了仁慈的动机，却并未探寻这种“统治”的本质，因而这种“统治”也许会被理解为社会层面上的某种中立特征。 只有从具体的社会和经济组成成分去分析这种“实施统治的意志”，并把它与控制和支配美国社会机构的具体结构相关联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才会受到威胁。  必须把进一步提出这些问题的人从礼貌话语体系中排除出去，他们被看作“激进分子”“马克思主义者”“经济决定论者”或“共谋理论家”，在严肃问题上并非头脑清醒的评论家。 

简而言之，在意识形态范围内允许各种反帝国主义侵略的形式。人们可以批评计划者们不够理性、道德缺失，甚至令人遗憾却又合乎情理地屈从于笼统、抽象的“实施统治的意志”。但美国动用武力保证任由跨国集团突破和控制的全球秩序这一原则，超出了礼貌话语体系的界限。 

因此，美国的知识分子现在面临着几个主要任务。他们必须重写战争史，伪造这一事实：这场战争本质上是美国反击南越的战争，是一场蔓延到印度支那其地区的歼灭战。他们必须混淆的事实是：这次侵略被一场群众声讨和抗议的运动所牵制并阻止。早在某些知名政治发言人声称自己也是运动领导者之前，这场群众运动就超出了“得体”的界限，采取了直接而有效的行动。总而言之，知识分子必须确保把一切原则问题从争论中排除出去，让人们从战争中吸取不到有价值的教训。 

那么，越战接近尾声之际，人们能从可怕的经验中得出什么结论呢？有人认为这种问题很幼稚。《纽约时报》的编辑告诉我们： 

历史女神克丽奥（Clio）一贯高冷，行事不慌不忙、令人难以捉摸……只有后来，在更久的后来，历史才能评判漫长的越南故事中善与恶、智慧与愚蠢、理想与假象交错混杂的情况。

我们不必“竭力预先扮演历史的角色”。相反，“这是一个保持谦逊的时代，一个保持沉默、祈祷的时代”（1975年4月5日）。 

哪怕对于愚钝之人，越南战争至少也能教给他的教训是，用谨慎、怀疑的眼光盯着以自由著称的新闻界是个好办法。上面引述的社论就是恰当的实例。编辑们呼吁理智和克制。谁又能反对呢？但让我们再多看一会儿。他们继续说道： 

有些美国人认为，维护一个独立的、非共产主义的南越，战争也许有不同的打法。还有一些美国人曾认为，一个持续发展的、非共产主义的南越是个虚构的故事，目前的军事失败证明他们的政治分析是正确的。十年间激烈的说经论道并没有解决当前的争吵。 

当我们等待对这个“复杂分歧”做出历史裁决时，我们必须保持沉默并祈祷。 

《纽约时报》的编辑们因态度谦逊而不敢冒昧传达克丽奥的裁决。但他们仔细地给这些问题做出了合理的界定。鹰派宣称我们本来可以打赢，而鸽派回应说胜利总是无法由我们来掌控。这些对立的观点显示出不负责任地进行思考的局限性，至于这些观点的长处，我们必须等待历史的判断。 

确切地讲，还有第三种具有逻辑可能性的立场：不管克丽奥对鹰派和鸽派争论的最终评判是什么，首先，美国没有法律或道德上的权利去干涉越南的内部事务。美国也无权支持法国重新占领印度支那，或违背1954年《日内瓦协议》，企图（无论成功与否）建立“一个持续发展的、非共产主义的南越”，或使用武力和暴力“维护”其强加的政权。 

能让克丽奥传达的唯一判断是有关策略的判断：我们有可能获胜吗？也可以想象其他的问题。我们本来就应该获胜吗？我们有权去尝试吗？我们是否发动了犯罪侵略？但是这些问题都被排除出了讨论，因为《纽约时报》定下了基本规则。 

呼吁保持谦逊、沉默和祈祷也有方法可循，其明显的目的是为了限制可能一直围绕策略问题的争议，让官方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站住脚：在世界各国中，只有美国才有权威通过武力强加其统治。相应地，挑战这个基本原则的真正的和平运动就从今后的一切讨论中被排除出去了，其立场甚至不会被当作困扰《纽约时报》编辑的“复杂分歧”。 

有趣的是，没有一封挑战《纽约时报》编辑用这些词语表达的独特立场的信件被发表。我说的是“发表”。至少有人寄过一封信，也许寄过很多封信。《纽约时报》选了一些适宜发表的回应社论的观点，包括倡导核轰炸的信（1975年5月4日）。但懂礼数的期刊要有些限制。 

《纽约时报》并不是唯一一家只限于讨论其社论所涉及的琐碎、狭隘问题的报纸。《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以下简称《箴言报》）的评价如下： 

包括这家报纸在内的很多言论都把共产主义获胜看作悲剧，认为美国干涉越南是件光荣的事情，尽管这种战争行为在政治和军事层面上满是错误和误判。其他人同样会有说服力地争辩说，美国在很久以前就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迅速地从中脱身，允许南越独立地处理事务。但肯定能达成统一的共识……（4月22日） 

请注意，对立的观点也被假设为和《箴言报》所持有的基本前提一致，区别只是时机不同的问题。实际上，这就是国家媒体提出的标准立场，只有一些令人尊重的例外而已。对国家政策的批评总是来者不拒，但必须保持在礼数范围之内。像亚瑟 · 施莱辛格那样的人也许会对约瑟夫 · 艾尔索普* 预测美国将在越战中获胜表示质疑，因为他继续强调说：“让我们都祈祷艾尔索普先生是对的。”这比起让头脑健全的人必须为美军的胜利而祈祷再明显不过了，根本无需讨论。施莱辛格在1967年解释说，美国的政策也许还能成功，那样的话“我们都可以向美国政府的智慧和政治才能致敬”，其体现是发动了一场把越南变成“废墟之地”的战争。 但他认为战争不可能成功。假如他继续敦促美国放弃失败的计划，《箴言报》也许会回想一下并承认，这个极端的提议和自己的提议一样中肯。 

《华盛顿邮报》（以下简称《邮报》）也许是全国性媒体中最坚持不懈地批评越战的报纸。那么来看看编辑们对终止战争的反应。在4月30日一篇题为“解救”的社论中，《邮报》坚持认为，关于这种“特别的痛楚”的意义，我们能够“给予宽松的余地容纳争辩”。美国应该“从整体上对战争做出更广泛的评判”，但必须是一个包括正面和负面要素的平衡评判： 

因为如果多年来越南政策具体实施的很多部分是错的或是被误导的（甚至是悲剧性的），也难以否认这种政策的某部分目的是正确的、可信的。具体而言，希望南越人民能够自行决定其政府和社会秩序的形式是对的。美国公众有权（实际上是有义务）去探究好的突发奇想怎么会逐渐转变为坏的政策。我们无法忍受抛却一切有关那种突发奇想的回忆，因为从越南吸取到的根本“教训”肯定不是我们这个民族天性就是坏的，而是我们会犯错误，甚至大幅度地犯错误。能够包扎民族伤口的不但是不要相互指责，还需要洞察力和诚实的态度。

请再注意一下这些关键词：“错的”“被误导的”“悲剧性的”和“错误”。这就是“洞察力和诚实的态度”带着我们得出判断时所达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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