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思思，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政党外交学院教师、副教授、研究生导师，入选北京市高校青年拔尖人才项目(项目编号：CIT&TCD201804063)，圆明园学者。主持国*级、省*级、地市级等级别社科基金项目14项，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1项，指导学生获得国*级科研立项2项、市级科研立项4项，出版著作多本，发表核心期刊数十篇。

非传统安全视域下都市“智慧反恐”体系构建研究第一章非传统安全视域下都市“智慧反恐”体系构建的研究设计第一章非传统安全视域下都市
“智慧反恐”体系构建的研究设计第一节研究动态、学理意义、应用价值在这一节，首先梳理了非传统安全视域下恐怖主义的理论解读，介绍了防恐怖主义、反恐怖主义研究的国内外动态；其次，分析了非传统安全视域下都市“智慧反恐”体系构建的学理意义；最后，解读了非传统安全视域下都市“智慧反恐”体系构建研究的应用价值。一、国内外研究动态与述评〖1〗（一）国外研究国外研究有四类：第一类是非传统安全视域下对恐怖主义的理论解读。一是“文明冲突论”与恐怖主义的滋生。按照“文明冲突论”的解释，恐怖主义产生是文明冲突的外在表现，也是爆发冲突中最常采用的形式，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特别强调文明对社会发展和国际关系的影响，“文明冲突论”以文明划线，强调文化差异是影响国际冲突的根源。当代世界主要分为八大文明：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国文明、日本文明、东正教文明、印度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及非洲文明，这八大文明之间的差异构成了世界的冲突，文明间的断层将是国际冲突的爆发点。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他否认有普世文明的存在，不赞同文明趋同，认为文明之间的差异和冲突更具持久性，“冷战结束之后，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明的区别”。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亨廷顿认为文明间的冲突会在以下两个层面上集中爆发：拥有不同文明的邻国之间或秉持不同文明的国内集团之间；具有不同文明的核心国家之间。 范明强：《恐怖主义的社会学诠释》，《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第34页。他重点分析了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但以文明冲突论来解释恐怖主义的产生却存在如下不足之处；因为文明本身是动态演化的，没有完全固化不变的文明，文明固然千差万别，但为什么文明差异的结果一定是导致冲突，而不是取长补短，相互融合？ \[德\]哈拉尔德·米勒著，郦红等译：《文明的共存——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国际社会必须更多地尝试进行文明合作与沟通，而不是简单的对抗，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文明之间的和平相处、相互影响、交融互动仍是主流，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如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把法国大革命的革命精神带到了埃及，土耳其加入北约并接受西方文明等案例不胜枚举，因此，不论是伊斯兰文明还是西方文明，都时刻处于演化发展之中，不同的文明之间既可能爆发对抗与冲突，也可能展开交流与合作，既然这两类文明之间不是必然爆发冲突，那恐怖主义也就不是文明冲突的外在表现。二是“越轨理论”与恐怖主义的滋生。“越轨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功能主义理论大师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和芝加哥学派的爱德文·苏泽兰德（Edwin Sutherland），它是试图从社会学视角解释社会“越轨”行为产生的理论。该理论指出：任何一个社会都会设置自己推崇的目标，一般意义上来说，这个目标本身带有积极向上的性质，社会成员通过社会化过程接受这一目标，人人都为达到这一目标而努力，社会也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种种资源与条件，但由于社会不公平的存在，某些行为体长期垄断这些资源，而另一些行为体却长期难以获得这些资源，那么后者就有可能通过包括暴力在内的其他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这就导致了越轨行为，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 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5—126页。举例来说，假定社会设置的目标是“成功人士”，社会也提供了达到“成功人士”的种种资源与条件，但如果这些资源与条件长期被某些特权人士垄断，而另一些人则始终无法接近这些资源与条件，又无比向往“成功人士”这一目标，那么后者就有可能会采取欺骗与非法敛财等种种非法的手段。“越轨理论”是从社会学的视角来解释“恐怖主义”，它带给我们的启发是：是否可以将恐怖主义视为一种“越轨的行为”？ 范明强：《恐怖主义的社会学诠释》，《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第35页。政治目标是恐怖主义的诉求，或为了“民族平等”，或为了“宗教自由”，甚至为了“社会公平”等等，单看这些目标本身而言，含有积极合理的成分，应当通过正当的途径来达到这些政治目标，但在当今的国际社会中，这些恐怖主义分子不会也不可能获得正当的途径与法律的支持，他们只能为求目的不择手段，走上恐怖主义道路。三是“制度缺陷论”与恐怖主义的滋生。澳大利亚学者伯顿（Burton）的著作《全球冲突》(Global Conflict)的核心观点就是：制度的缺陷将导致冲突。他认为，由于制度存在种种缺陷，以至于难以满足个人或社会群体的需要，因此恐怖主义滋生。他强调：“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异端与越轨行为都是问题的表象，它们的内在根源都是人类需要与机构、组织之间的缺陷。” \[澳\]约翰·伯顿著，马学印、谭朝洁译：《全球冲突——国际危机的国内根源》，中国人民公安出版社1991年版，第38页。因此，他得出结论：为了阻断恐怖主义活动，根本手段是改革制度与组织，而不是报复和惩罚，因为在恐怖分子背后存在一个情感共同体与支持集团，报复和惩罚只会加重恐怖分子的受挫感与报复欲，只有制度与组织的逐步完善才能从根本上杜绝恐怖主义的滋生与发展。 \[澳\]约翰·伯顿著，马学印、谭朝洁译：《全球冲突——国际危机的国内根源》，中国人民公安出版社1991年版，第39页。以伯顿为代表的制度主义学者的基本观点就是将恐怖主义的滋生与演化归咎于制度发展的不完善，从本质上来说，这与“民主制度和平论”异曲同工，但“制度缺陷论”明显不具有说服力：首先，它难以解释为何某些民主化或组织化程度较低的国家，较少受到恐怖主义的威胁；其次，它也无法说明西方传播民主化制度的过程为何会伴随着恐怖主义的愈演愈烈。以突尼斯、埃及与利比亚等国为例，与过往相比，现阶段不断实行民主制度的改革，而极端暴力事件也随之愈演愈烈，当年人民拥戴的民族英雄今天成为了人人唾骂的暴君与独裁者，社会陷入了动荡与内乱之中，极端暴力事件每天都在街头上演，人民的基本生活难以得到保障。四是“全球化负面影响论”与恐怖主义的滋生。全球化导致了两种负面后果：一是全球化对一些国家的政治与社会体制发起了挑战；二是一些恐怖组织在全球化提供的更大空间中得以迅速发展。 朱素梅：《恐怖主义：历史与现实》，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全球化使得世界上任何一国，甚至是全球最发达的国家都更加容易遭受到恐怖主义组织发动的恐怖袭击。全球金融市场高速流通与虚拟网络银行的普及不但便利了政府与百姓，也便利了恐怖主义组织；高速流通的金融市场加大了国家控制金融管理权的难度。全球化与区域化的浪潮使得国家对恐怖主义越来越难以设防，极端民族主义与极端宗教意识更容易被激化，弱小民族与团体对强大的西方国家产生仇视与怨恨心理……所有这些变化使民族国家越来越容易遭到威胁与打击，国家与人民的安全问题日益引人担忧，恐怖主义也随之滋生。客观而言，全球化确实为恐怖主义的滋生与迅猛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全球化不仅使恐怖主义者更易获得先进的武器，也有利于他们进行恐怖主义集团间的联合行动与信息共享。总而言之，全球化对于恐怖主义只是工具性的因素，全球化既有利于恐怖主义组织间的联合行动，同样也有利于全球反恐同盟的联合反恐。五是“结构矛盾论”与恐怖主义的滋生。南北分裂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世界总人口的大约3/4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但他们只拥有全世界1/7的财富。 Francis Adams and Satya Dev Gupt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lobalization,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7, p3结构主义者认为：如果把世界经济看成一个整体，那么，它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一个等级结构之上，这个结构以发达国家为核心，其他国家处于核心的外围和边缘，核心与其他地区的区别，大致相当于通常所说的北方世界和南方世界或西方国家与其他国家。南北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北方的发达和富裕、南方的欠发达和贫穷长期共存，以至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经济从来都以南北分裂为基本特征。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南北差距越来越大，结构矛盾日趋严重，而缩小矛盾的前景更加渺茫，因此，南北分裂的进一步扩大导致了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不满情绪与恐怖主义倾向。结构矛盾对于恐怖主义规范的滋生确实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这远达不到恐怖主义规范生成的充分且必要条件，这无法解释这样的现象：一方面，在面临同样的经济政治困境下，大部分欠发达国家、地区的民众仍然保持温和与积极的态度，诉诸恐怖主义行为的只是其中极少数的恐怖主义分子。另一方面，恐怖分子并不都是教育素质低、家境贫寒者，某些获得西方高等教育且家境殷实的穆斯林也投入到恐怖主义的阵营中。六是“冲突必然论”与恐怖主义的滋生。“冲突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刘易斯·科塞（Coser Lewis）与德国的达伦多夫（Ralf GDahrendorf）。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第一，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社会客观现象，冲突是社会结构的固有成分，在社会进程中是由利益所驱动的连续过程，冲突是普遍的而非个别的，是常态的而非特殊的。第二，科塞认为传统社会学对冲突的积极后果分析不足，他强调冲突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冲突不仅具有一般意义上的负面功能，而且它还具有众多正面的、积极的、有益的建设性功能。 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4页。恐怖主义也是一种严重的暴力冲突现象，用“冲突理论”来分析恐怖主义，简单来说就是：恐怖主义冲突必然爆发，且恐怖主义冲突长期存在，这是不可改变的必然客观现象，人类怎样努力都难以消灭恐怖主义，也不要妄想恐怖主义能够消失。第二类是人工智能研究的历史渊源与发展演化。沃伦·麦卡洛克（Warren McCulloch）和沃尔特· 皮茨（Walter Pitts）在1943年提出了第一个神经元顺序逻辑模型，以此角度解读了人工神经网络，是人工智能研究的早期重要代表作。 Jose Mira Mira,“Symbols Versus Connections: 50 year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Neurocomputing,Vol71，No4, 2008, pp671-68020世纪50年代，随着数值计算向符号计算的转变， 1956年由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纳撒尼尔·罗彻斯特（Nathaniel Rochester）和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提出达特茅斯夏季人工智能研究项目。 John McCarthy, Marvin Minsky, Nathaniel Rochester, Claude Shannon,“A Proposal for the Dartmouth Summer Research Project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 Magazine, Vol27,No4, 2006,p12该人工智能研究项目最初的打字稿是由17页加上1个标题页组成，打字稿的副本存放在达特茅斯学院和斯坦福大学的档案馆里，前5篇论文陈述了这项提议，其余的几页给出了提议这项研究的作者资格和研究目标。1960年6月29日—7月5日，CA缪斯（CAMuses）和麦卡洛克（WS.McCulloch）等人举办了第一届探讨人工智能的国际研讨会并发布了论文集《人工智能的方方面面》。 Musés, Charles Arthur,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The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Biosimulation Locarno, New York, NY Springer US, 1962,pp105-114;115-163伊莱恩·里奇（Elaine Rich）分析了人工智能的语言解析系统、模板匹配系统与相关对象的图形系统。 Arlindo Oliveira,“Further Reading”, The Digital Mind, September 2017, pp287-292罗德尼·布鲁克斯（Rodney Brooks）研究了行为模拟视角下的机器人感知动作系统。 Rodney ABrooks,“Intelligence Without Representation”,Artificial Intelligence,1991(47),pp139-159机器人感知动作系统的感知和行动严格依赖于现实世界的接口，构建的人工智能系统不能简单理解为独立的信息处理单元的叠加，而是相互连接、相互依赖、相互交流的整体系统。在这一人工智能系统模式下，中心单元和外围单元的概念日渐模糊，所有的链接都既是中心的又是外围的，基于这一原理，可以建造在非生物环境下自动移动的机器人。佐宾·葛拉曼尼（Zoubin Ghahramani）通过可能性模型提出了一种人工智能的机器学习框架。这种机器学习框架可应用于实用机器的设计，且通过获得的数据进行检验。 Zorbing Ghahramani,“Probabilistic Machine Learn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ature, 2015(5),p452机器学习框架描述了如何表示和操纵机器模型以及预测结果的不确定性，在人工智能数据分析、人工智能技术、认知科学与概率编程、贝叶斯优化、数据压缩、自动模型检测、大数据应用上具有价值。拥有人工智能的无人驾驶汽车和协同机器人运行的自动化超市、市场在没有人类监督的情况下引发了学术界新的探讨，即由物联网、人工智能、工业40驱动的完全自动化将对大数据、大数据经济学、人类生活带来何种革命性影响。 Vural zdemir,Nezih Hekim,“Birth of Industry 50: Making Sense of Big Data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Internet of Thingsand Next-Generation Technology Policy”,OMICS A Journal of Integrative Biology, Vol22,No1,2018,p1工业40是一种高科技的制造自动化战略，因此创造了智能工厂。工业50则可以使大数据共同生产知识民主化，建立一个内置的安全退出策略并且使三维系统对称性成为可能。近年来，人们关于人工智能对社会和政治的影响进程进行了大量思考，其中不乏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和前瞻性的观点。例如人工智能的机器人是否具有道德地位，机器人是否需要被尊重，以及如何看待人工智能的机器人和人类之间的二元区别与联系。 Steven Livingston, Mathias Risse,“The Future Impa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Humans and Human Rights”,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33,No2, 2019,pp141-1582019年12月以来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了国内外大量人员的感染。在此严峻形势下，我们可以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将新冠病毒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Becky McCall,“COVID-19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tecting Health-Care Workers and Curbing the Spread”,The Lancet Digital Health, February 20, 2020,p1总而言之，我们将人工智能应用于医疗保健、疫情防控与危机处理都是极有价值的。第三类是恐怖主义组织攻击与宣传动员手段的现代化。恐怖主义组织入侵政府部门与主流媒体的网站和社交媒体账号，更改政府与媒体发布内容的标题，替换为恐怖主义组织的宣传口号，这将导致政府部门与主流媒体对公众宣传的信号传输中断甚至瘫痪。沟通、供应链管理、各种至关重要的电力资源是关键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承担着消费者档案保护和数据运营的工作，其面临恐怖主义新的安全挑战。作为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构成性的电力系统，信息技术和电力两者的相互依赖导致了安全漏洞。在此背景下，恐怖主义组织的威胁可能导致电力行业巨大的开支、长时间停机、大规模经济负担、从业人员的心理影响等，损害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在反恐机构的努力下，只能减轻恐怖主义组织对电力行业的这种威胁，却无法彻底根除。 Sampath Kumar Venkatachary,Jagdish Prasadb, Ravi Samikannu,“Cybersecurity and Cyber Terrorismin Energy SectorA Review”,Journal of Cyber Security Technology,03 October, 2018,p1恐怖主义组织利用社交媒体“优图”（Youtube）、“照片墙”（Instagram）、“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瓦次普”（Whatsapp）等平台对青年人进行宣传动员。恩坎萨·阿纳瓦赫（Nkansah Anakwah）等研究者对“恐怖主义组织如何影响青年人群体”主题进行了专项调查研究，他们从加纳大学抽取了241名本科生，最终调查结果显示，电视、电台、报纸早已不是恐怖主义组织渗透青年人的主要途径，社交媒体已经成为青年人接触到恐怖主义的平台。尤为重要的是，在所调查的各种社交媒体平台中，在“优图”“照片墙”上接触恐怖主义活动的青年人多过在“瓦次普”“推特”“脸书”上接触恐怖主义活动的青年人。 Nkansah Anakwah,Feikoab Parimah,Courage Kofi,Charles BWiafe-Akenteng,“High Tech or High Threat?: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Media Exposure on the Terrorist Risk Percep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Conference: 3rd Annual Psychology Research Conference, At Center for African Wetlands, University of Ghana, Legon, 28 April 2016,p13第四类是外国首都恐怖主义袭击案件的研究。近年来，各国首都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案件变得越来越多。托马斯·纳尔（Thomas Nail）通过对巴黎恐怖主义袭击案件的探讨，认为在民族国家内部发生双重危机的条件下，移民已经被西方大国视为潜在的恐怖主义分子。 Thomas Nail,“A Tale of Two Crises: Migration and Terrorism After the Paris Attacks: Migration and Terrorism After the Paris Attacks”,Studies i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Vol16,No1,2016,p158戈登·雷纳（Gordon Rayner）解析了柏林恐怖主义袭击案件,认为该恐怖主义袭击是由于警察的监管不力造成的。 Gordon Rayner,“Catalogue of Blunders That Left ‘Berlin Terrorist’ Free to Kill”,21 December 2016,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2016/12/21/catalogue-blunders-left-berlin-terrorist-free-kill/，2020-07-30除了巴黎、柏林之外，近年来，伦敦也发生多起恐怖主义袭击案件。2020年2月3日，南伦敦再次爆发恐怖主义袭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