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新面貌”战略的实施以朝鲜战争为分水岭，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与苏联进行冷战对抗中，由于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得的战略优势渐失。为重塑优势，美国推出了“新面貌”战略，即第一次“抵消战略”，企图以非对称的方式消解苏联军事上的战略优势，慑阻其发动军事侵略或扩张的可能，重新稳固或夺回战略主动权。“新面貌”战略取得一定的成效，使美国在核技术方面提高显著，航天领域进步迅速，导弹研发突破众多，投送能力增强巨大，联盟战略成效剧增。固然这一战略的运用引发苏联强烈的反弹，使两国的战略对抗更加激烈，军备竞赛螺旋上升，但是美国仍以较小的代价获取了重大的收益。当然，也有人认为，美国第一次“抵消战略”并未达到预期效果，最后以失败而告终。第一节“新面貌”战略的源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出于国家利益需要，推行遏制苏联的政策，使两国关系进入冷战状态。冷战初期，美国在综合力量上占有绝对优势，并掌握着“核大棒”。但在常规力量方面，苏联红军在二战结束后并没有如美国般迅速降低规模，反而依靠其集中式计划经济的优势进一步增加，对西欧国家和驻欧美军形成了巨大对比优势；另一方面“红色浪潮”开始席卷全球，社会主义阵营正稳健而有力地扩展，并在更大范围内发挥着影响，苏联势头愈发迅猛，美国优势渐渐遭削弱。为此，美国重拾离岸平衡的“均势战略”，企图通过介入朝鲜战争刹住苏联扩张的势头。但在中、朝、苏的战略联合狙击下，美国不仅没有达到恢复均势的目标，反而引发了更为严重的战略后果。朝鲜战争是美军历史上第一次没有凯旋而归的战争，历时3年的艰苦鏖战，美国国力严重透支，经济上陷入深刻危机，军事上面临严峻挑战，战略优势丧失殆尽。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成了艾森豪威尔政府所面临的最为紧迫的战略任务。一、国际格局的大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美国居于极其有利的国际地位。战争中，美国本土几乎未受任何攻击和破坏，反而因作为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兵工厂，经济规模极大膨胀，军事力量急剧上升。战后，美国充分利用战胜国的优势和新近取得的权势地位，缔造了世界秩序。按照罗斯福的世界蓝图，美国以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两块基石，通过世界银行和国际贸易组织促进和控制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建立起一个以其为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联合国总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办公机构均设在美国。国际贸易组织虽然未能如愿如期诞生，但作为其替代机构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却建立起来了，而且运行比较顺畅。与美国的保全相对，世界上其他国家，无论是战败国还是战胜国，在战争结束时都面临极其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困境。在欧洲，由于西欧国家遭受重创，政治矛盾激烈，社会对抗严重，安全无力自保。于是，美国通过实施“马歇尔计划”和组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向西欧提供公共产品，使西欧国家经济得以恢复，安全得到保证。作为回报,西欧国家政治上一致全力地支持美国，使其成了西方世界名副其实的 “盟主”。在亚洲，中国由于在抗日战争中受损严重，又在战后旋即陷入了内战，国民党政府希冀得到美国的支持，日本被美国全境占领，韩国也在美国的控制之下，使美国在亚太地区获得了主导权。西北亚的土耳其在政治上也倾向于西方，并成为北约组织中唯一的亚洲国家。在联合国，美国稳定地获得多数国家的支持，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美国更是以四比一占据着压倒性优势。而当时的苏联，不仅在地理上受到美国及其盟友的包围，而且在国际事务中也是孤掌难鸣。然而，局势很快就发生了变化。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迅速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并于1950年2月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使美国在亚洲的战略支柱顷刻倒塌，彻底改画了国际政治版图。在领土面积广大和政治诉求高远的世界三个大国中，中苏的正式结盟导致美国在大国政治中陷入孤立，出现了以二对一的状态。中苏结盟的战略成效很快就显现出来，在随后爆发的朝鲜战争中，不可一世的美国最终铩羽而归。不仅如此，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世界上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对美国一手构建起的雅尔塔体系秩序造成了严重冲击。为护持秩序，维系霸权，杜鲁门政府提出了“第四点计划”，开展对所谓“非共产主义”国家的技术和经济援助，以强化自己的阵营，减少不发达国家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可能与机会，但收效甚微。面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巨大改变，美国始料未及，因而不得不重新思考战略主动权的维护和增强问题。 二、军事优势的动摇艾森豪威尔政府之所以不得不对前任所推行的遏制战略进行检讨与调整，其主要因素是美国军事优势地位堪忧。1947年春，随着杜鲁门主义的出台，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铁幕应声落下，宣告了冷战开始。作为曾经的世界中心，如今的对峙前线，欧洲大陆成为了美苏争霸核心地区，双方在欧洲不断陈列重兵，添加砝码，事态陷入一片紧张，战争的幽灵悬浮在战后狼藉的欧洲上空，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美国认为，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之火在欧洲大陆上星星点点，似有燎原之势，“铁幕”后的苏联凭其在二战中取得的地缘优势和动员起来的庞大兵力，一直侧目西向，虎视眈眈。对此，美国产生了严重的危机感。根据1953年中央情报局的估算，苏联当时常规力量约有175个陆军师，并可在30天内调动125—145个预备役师。 CIA,“Soviet Gross Capabilities for Attacks on the US and Key Overseas Installations and Forces Through I July 1958,”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No11-7-55 (CIA, June 23, 1955)相比之下，美国仅仅只有26个陆军师和3个陆战队师，其规模只相当于苏联军队的17%，即使加上预备役力量，也不过是25%左右。 DOD, Semiannual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M］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3, pp104-106苏联在常规力量上享有绝对数量优势。在当时的条件下，战区级规模作战依然是决定大国战争的胜负手，美苏双方在常规武器方面尚不存在代际差距，绝对的数量优势在战略上依旧可以直接兑现为相对军事优势，所以苏联有足够的资本和灵活性在自己选定的时间、地点与美国展开较量。当然，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大国冲突和美国令人恐惧的核报复，苏联通常采取隐蔽的代理人战争来争夺地盘。虽然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建立起强大的军事力量，但依其一贯传统，战争甫一结束，军事人员就大规模地复员，战斗力大幅缩减。尽管在西欧仍保有大量驻军，却仍难以阻挡苏联大纵深作战的攻势。而西欧国家在惨痛的战争之后，已不可能在军事上给予美国像样的支持。欧洲的对峙线上，美军只能躲在核武器的保护伞下勉强支撑。与此同时，朝鲜战争的爆发和结束都使欧洲惴惴不安，唯恐欧亚大陆东端的战争尝试会激起苏联在大陆西端展开行动。由于美国的常规军事力量捉襟见肘，只能被迫部署在少数极重要的战略地带保持对峙，美国不得不主张在朝鲜半岛打一场有限战争。即便如此，美国本就有限的战略资源仍在战争中受到了极大消耗。在欧亚大陆的两端与苏联的军事对峙中，美国在数量规模上绝对处于严重的下风。在以“铁”和“血”决定胜负的时代，军事力量上的优势和劣势往往决定国家，尤其是大国之间战略博弈的结局。因此，美国感到忧心重重，急切地要改变这种压抑被动的状态。三、经济支柱的坍塌要在常规军事力量上获得优势，不仅需要人力，也需要财力和物力。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严重挑战，杜鲁门政府时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密集会商，寻求对策。它在第141号文件（NSC-141）中呼吁，美国急需大幅增加国防费用，集中使用“大陆防御”“民防计划”，以及对中东和远东地区国家进行经济和军事援助，以达到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NSC-68）和135/3号文件(NSC-135/3）中提出的遏制战略目标。 Office of the Historian,“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1954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Volume II,Part1［M］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9， Document 42然而，朝鲜战争的久拖不决使美国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当选总统艾森豪威尔极力反对增加国防开支。早在竞选活动中，他就认识到国家所面临的战略困境，认为单一强调为实现绝对安全而强化军备，不断扩大财政赤字，最终会削弱美国的经济，而经济的衰退，又使得军备发展变为无米之炊。因此，他一再强调，国家安全不仅仅是有形的国土防御，还包括维护美国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经济体系，因而必须重塑国家利益的内涵与外延。他在1952年评论道：“一个破产的美国和一个在战场上被打败的美国，苏联人更想得到前者。” Robert McMahon,The Cambridge Hi story of the Cold War, Volume I,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2891953年，他就任总统之后在一次讲话中表示：“人民变得厌倦战争，尤其在他们看不到决定性胜利结局的时候。”刘早荣：《论艾森豪威尔政府新面貌战略》，《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365页，注①。艾森豪威尔还进一步认识到，美国更为根本的战略目的是捍卫一种以个人选择自由、政府程序民主和经济财产私有为特征的生活方式。NSC-68提出“手段可以依照适应利益的需求予以扩展，美国有能力付出任何代价以实现安全”，这很可能导致“手段毁掉目的”的情况。在他看来，和平时期的军费开支具有非生产性和消费性的特征，也就是说，军费开支只会空耗社会财富而不能生产社会财富，同时还会挤压社会生产的各项资源，如剥夺劳动人口、挤占钢铁资源等。无节制的扩展军事手段，必然导致生产性经济活动遭受毁灭性影响。他曾经这样说过：“一架现代重型轰炸机的成本相当于在30多个城市里各建一座现代化教舍，等于两个为6万人城镇供电的发电厂，两座设备完善的医院……”刘早荣：《论艾森豪威尔政府新面貌战略》，《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365页，注①。通货膨胀或经济管制，不受限制的军费开支可以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社会的性质。在整个朝鲜战争中，美国政府的直接军费开支高达1299亿美元，导致赤字剧增，引发了经济大幅衰退。在经济上陷入困境的情况下，美国亟需摆脱无节制增加国防投入的战略思维，转而寻找一条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遏制苏联的方式，以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使美国重新执掌与苏联进行战略博弈的主动权。四、安全缺失的焦虑战后，美国所奉行的遏制战略，是建立在各种优势之上的。为确保国家安全，美国一直主张把战争阻挡在国门之外，而且在地域上越远越好。所以，它利用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的有利地位，在世界各地驻军，将苏联围堵起来。但是，情况的发展不断地脱离美国预设的轨道。在亚洲，美国曾经希望把中国作为其在远东地区的战略支柱，但很快就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而成为泡影。因此，它仅在西太地区取得了一些控制点，如韩国、日本、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等。中苏结盟之后，一旦对上述各点发起军事攻击，美国都难以阻抗，朝鲜战争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当时，苏联在远东地区部署了强大军事力量，且据有日本北方四岛，对美国在日本的驻军构成重大的威胁。中国作为太平洋西岸的一个大国，使美国控制欧亚大陆东端战略图谋完全落空，更使其遏制苏联的战略链条在亚太地区完全断裂。在欧洲，苏联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解放东欧国家的条件，在红军所到之处纷纷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权，并在当地驻扎大量军队，对西欧一直存有觊觎之心。美国虽然建立了北约组织，但由于纵深缺乏，常规力量不足，西欧国家普遍实力衰微，能提供的安全保障力量有限。一旦苏联向西欧发起进攻，北约靠常规力量根本不可能取胜。如果苏联控制了西欧，美国就失去了在欧洲的战略支撑点，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