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审美现代性与续写现代性（修订版）》：
其二，分裂的艺术批评。
韦勒克认为文学是由文学史、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三部分组成，其中“批评的目的是理智的认识。批评并不创造一个同音乐或诗歌的世界一样的虚构世界。批评是概念的知识，或者说它以得到这类知识为目的。批评最后必须以得到有关文学的系统知识和建立文学理论为目的”。在他看来，文学批评不是一个倾诉感情、挥洒想象力的感性场所，而是一个谨慎认知、辨别真伪的理性栖居地，它虽然借助文学作品来实施评价，但它拥有一定的独立性，而且对于一部作品的价值而言，批评家是一名比作家更好的“法官”（弗莱语）。既然批评家是作品的法官，他就必须讲究公正、客观和真理，因此他不能仅凭主观的好恶就对作品妄加评判，或随意夸大，或肆意诋毁，相反他要冷静地与作品保持一定反思距离，对作品进行全面的、客观的分析评价，因为批评不仅决定着一个作品的生死存亡，而且对文学创作起着引导的方向标的作用。为了使批评发挥其对作品应有的反思作用，詹姆逊提出了“元评论”和“辩证的批评”，“元评论”讲究的不是如何正确地解释一部作品，而是为什么必须这么做，也就是“每一个单独的解释必须包括对它自身存在的某种解释，必须表明它自己的证据并证明自己合乎道理：每一个评论必须同时也是一种评论之评论”。为此，詹姆逊强调返回历史本身：既追溯到作品的历史环境，也考虑到批评家的历史环境，他认为这样的批评既能挖掘出作品隐在的内涵，也能纠正一些偏颇的评论，从而重写作品的意义和价值。而且他相信这种重写是必要的，因为在全球化中，人首要的是自我的文化认同，所以要返回历史，来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文化艺术。而辩证的批评“是正常思维过程的强化，从而使一种更新了的光线照亮这些过程强化的客体（对象），仿佛在它的直接困惑中，心灵试图凭借意志力，凭借命令，抓住自己的鞋襻，使自身高扬起来。”①詹姆逊看来，辩证批评高于一般批评之处，在于它不是片面地而是综合地看待问题，不是平行地而是立体地分析现象，不是简单地接受或拒绝而是全面客观地评价作品等，这样的批评担负着拯救传统、批判现实以及设计未来这样的重任。
可见詹姆逊为其“元评论”和“辩证的批评”赋予了极为沉重的、光荣的使命，其目的是使批评发挥其监督和指导艺术创作的作用，但是现实中的批评显然辜负了詹姆逊和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殷切期待，因为批评分裂为两种类型：机械的技术性批评和媚俗的大众化评论。
首先，机械的技术性批评既压抑了艺术作品中潜意识内容，也丢失了批评本身的创造性。在评价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批评方式时，詹姆逊指出：二元对立是按照音位学的模式，以成对的对应或确定的差异来加以组织的，这种方法对于探讨暧昧不明的作品是非常有效的，如对中世纪的传奇，它可以以某种方式把一些任意性的插曲从意义上联系起来。但他揭示出其缺陷：虽然结构主义为艺术作品贡献了一种类似恒等式的分析方法，使得批评家们可以在其框架中自由地填充一些内容，但这种固定、机械、僵硬的二元对立模式束缚了不断涌现的现实问题，而且结构主义禁止自己反思自身，固执地坚信自己的观念和方法是永恒的、完美的，结果它压抑了历史的潜意识内容，遮蔽了艺术作品内在的、深刻的含义，也歪曲或者简化了艺术作品的意义。②列斐伏尔也批判了一种机械的、僵化的批评，“艺术批评和文学批评正转化为艺术和技艺（craft），而技艺与艺术合作密切，批评愈来愈被界定对艺术作品的一种技术性评论。它形成了一种自己的语言（或者术语），这种语言或术语被其‘创造者’（假定的）行动所确定。它解构和重构技术性产品。而真正的创造性因素变得模糊了，它被艺术中永恒的关于制作或关于从说到制作的过渡（passage）的评价所替代。”在他看来，这类不良现象有几宗罪：此类批评通过寄生于作品而成为其“寄主”（米勒语），形成了一套技术性模式，此模式简便、高效，但它因此牺牲了作品的丰富性和差异性；在此技术性批评的蛊惑下，艺术创作走向了快速制作而非沉思创造，即通俗化代替了高雅化，重复性取代了原创性等；如果说商业化从外部攻击艺术阵地的话，那么此技术性批评则从内部瓦解了艺术阵营，即此批评应为“艺术终结”之可能性负一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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