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考古学家的兴趣总是异常广泛，不过位居他们兴趣列表榜首的通常是这一问题：为什么一万年前的一些人类会放弃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转而开始定居生活，并发展农业，进行作物栽培和家畜饲养？事实上，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很难再找到一个比此更具争议和讨论热度的考古学话题了。过去，考古学家曾坚信向农业定居生活的转变最开始仅仅发生在少数区域（可能首先在近东，继而在美洲的个别地区），之后才从发源地传播到地球上的其他区域。而现在，人们已经接受了新的观点，除了近东、墨西哥中部以及南美洲的几个区域，向定居生活转变的农业起源还发生在更广泛的范围中，这一进程独立地发生在东亚、南亚、印度河谷、非洲中西部等地区。毫无疑问，这种向定居农业和动植物驯养的转变对史前生活方式——史前历史学家戈登·柴尔德将这种生活方式命名为“新石器时代革命”——有着意义深远的影响，但是对这种转变发生的原因和方式，我们仍然知之甚少。
20世纪70年代初，迈克尔还是莱斯大学的一名本科生，当时他有幸选到了考古学家弗兰克·霍尔做他的导师。莱斯大学以工程和硬核科学类的专业见长，社会科学及行为科学领域的师资并不突出。迈克尔并非自主自愿选择弗兰克做他的导师，而是别无选择：因为弗兰克是当时仅有的一名考古专业教师。同样，考古专业的学生数量也很少，准确地说只有一个。由于每名学生必须配备一名导师，所以弗兰克既无权选择是否接收这名学生，也不能将这名学生转至其他教师门下。事实上，弗兰克也是在毫无选择的情况下接受了迈克尔。
弗兰克是研究伊朗西部地区早期农业社会的专家。这一地区已经成为考察大约一万年前的早期村落形成与动植物驯化之间关系的首选区域。1961年，弗兰克获得了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并与罗伯特·布雷德伍德一起研究伊朗西部地区农业起源与定居村落兴起之间的关系。布雷德伍德曾意外地成为《夺宝奇兵》电影中阿布纳·雷文伍德这一角色（雷文伍德是主角琼斯的导师）的原型。1948年到1955年间，他已经因在耶莫新石器遗址上的发掘而小有名气，这一遗址位于伊朗西部扎格罗斯山脉。布雷德伍德的考古工作颇具创新意义，主要原因在于，他的研究团队构成多元，不仅包括考古学家，还包括植物学和动物学等领域的专家。毕竟，想要探究动植物驯化初期的秘密，不仅要具备识别动植物遗迹的能力，还要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去判断它们的生物学、植物学信息，比如判定它们到底是被驯化的还是野生的等等。
布雷德伍德不赞成已有的对定居农业现象的出现做出的解释，尤其是柴尔德提出的“绿洲假说”。该理论认为。11700年前，也就是更新世末期，由于气候恶化，人类动物、植物迫于压力集中生活在水源近处。基于这种新建立的密切联系，通过定居生活，这三者逐渐形成了一个共同体。植物是动物的可靠食源，动物和人都会聚集在植物生长的地方，动物、植物、人彼此适应，驯化现象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布雷德伍德不接受这种“绿洲假说”，他提出了一个新的猜想：山翼理论。在更新世末期稍早一些时候，沿扎格罗斯山脉“两侧”分布着一些村落，这里气候环境优良，同样出现了农业起源现象。与柴尔德强调环境恶化的原因不同，布雷德伍德的“山翼理论”认为，这些村落的形成和动植物的驯化是新石器时代群落“定居”进程的一部分。在此进程中，这些部落主动尝试储存食物，使用镰刀、磨石以及其他技术，这些在知识、技能上的“储备”，为农业的出现提供了条件。那么为什么在向定居生活转变的“新石器时代革命”之前，人类没有生产出粮食？布雷德伍德解释如下：“文化上的准备还没有达到可以进行农业生产的程度。”
文化分类
像如今一样，文化需要为社会发展做准备的言论似乎有些奇怪，布雷德伍德所处的年代也不能轻易接受这种观点，他回溯到19世纪的社会科学家惯用的分析框架展开研究，这些社会科学家包括爱德华·泰勒、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等。他们认为，无论来自哪里，所有人类都必须经历注定的文化演进阶段：蒙昧一野蛮一文明。但最后只有少数具备条件和基础的幸运者才会迎来文明。文化差异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不是所有的群体都能够成功地沿着这一阶梯向上攀爬。对于19世纪的民族学者来说，他们所了解的简单社会与史前社会非常类似，二者都在进步阶梯的不同阶段停滞不前。摩尔根运用一系列的比较数据将不同的文化划分为三个单元，并分别为蒙昧和野蛮这两个单元创造了三个次单元。与此同时，他还给各单元的次单元列出了一系列特征。虽然有些特征基于物质和技术，比如食物种类、食物获取方式及工具等，但是摩尔根还是更看重婚姻和家庭这类文化特征。比如，所有的社会一开始都是“乱伦杂居”的，一些群体先是走向血缘婚，然后是群婚、对偶婚，继而是一夫多妻制的父权制婚姻，最终一些“文明”群体选择了稳定的一夫一妻制。
被摩尔根视作文明“发展”阶段标志的文化，正是罗马、希腊、埃及等现代国家崛起的根本动因，这样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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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格·拉登 生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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