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百多年前，大量西方人进入中国西南地区活动，并留下了一系列与中国西南地区风土人情、自然山川相关的著述。这些著述所记，一是覆盖空间广，他们从缅甸八莫经腾冲、大理到昆明，从越南东京（今河内）沿红河到昆明，从上海沿长江到川南，从打箭炉探寻入藏，穿梭于人迹罕至的高山深谷中，足迹遍布中国西南地区；二是关注领域多，涉及地理、地质、水文、矿产、动植物、交通、民族、服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卫生、宗教、风俗习惯等，内容极为丰富；三是文本体裁多样，在传统的游记之外，还有小说、日记、调查报告、博物志、专业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等。在此，本丛编文献选取时间范围以“鸦片战争”为开端，将“近代”界定为1840—1949 年。因为鸦片战争后，西方人才开始较多地进入西南地区。西方人与中国西南相关文献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一部分，只有置于该界定，才能明确其与西方各国在西南地区的殖民活动、企图的联系。西方人涉及国家较多，如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瑞典等，也包括英属印度。为方便大家阅读，本丛编以英国人的文本入手。而“西南”概念的界定从古至今有所差异，李绍明、张轲凤、张勇等梳理了不同时期“西南”概念所指区域范围的变化；1 就近现1 参见李绍明：《西南民族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贵州民族研究》，2004 年第3 期；张轲风：《历史时期“西南”区域观及其范围演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 期；张勇：《“西南” 区域地理概念及范围的历史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第第4 期等。2代而言，由于民族国家转型下主权、边界不断清晰，“西南”区域范围由包括疆域内西南部和疆域外藩属地转变为只包括民族国家疆域内西南部各省；本丛编所选取文献涉及空间范围主要以狭义的西南“川（渝）、滇、黔、藏”为主，1 并涉及一些与缅甸等东南亚地区相关的内容。近代西方人对中国西南进行探查、书写并不是个体的偶然行为，而是与西方各国的殖民行为息息相关。如英国蚕食滇西、开拓川渝商品市场、谋划西藏独立；法国经营滇南；德国控制云南军火；沙俄觊觎西藏等。他们能够自由地在西南地区活动，就始于1854 年西方列强争取广泛地进入中国的整个内地以及沿海各域，以及之后陆续签订的不平等条约——1858 年《中英天津条约》、1876 年《中英烟台条约》。虽然在中国西南地区进行探查、书写的西方人身份和目的各异，有使团、商团、政客、商人、记者、传教士、探险家、工程师、民族学家、地质学家、动植物学家等。但正似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所言：“不管是传教士、士兵、商人，还是旅人，时刻准备着为祖国及其使命奉献自己，简单、乐观、毫无保留地进行。” 2 来到中国西南的西方人和他们的著作，大多是直接为殖民行为服务的，即便不直接为殖民行为服务，也无法逃脱经验结构模式的西方语境，以理性、自由主义、现代的精神内核观察、书写中国西南地区。这些走失在长河中的珍贵文献得以系统出版，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社会价值、现实意义。一方面它们可以作为近代中外关系史、政治史、社会史、商业史、交通史和西南民族问题等领域的原始材料，弥补相关研究文献单一的问题。如本系列收入了与某些重大历史转折相关的文献，像成文于马嘉理1 参见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2 [ 英] 马嘉理：《马嘉理行纪·序言》，[ 英] 阿礼国编，曾嵘译：《马嘉理行纪》，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13 年，第5 页。3事件前后的英国植物学家约翰·安德森（John Anderson）的《从曼德勒到腾越州：1868 年和1875 年两次华西探险纪事》、英印军官爱德华·布·斯莱登（Edward B.， Sladen）的《八莫——中国商路探险队的官方记述和相关文件》、英国格拉斯哥商会的《经缅甸到中国的贸易：致格拉斯哥商会的演讲（1870 年11 月14 日）》等，这些文献可以帮助学者们更好地去探析英国、英印是如何试图开拓滇缅间的交通来向中国西南地区渗透，联结其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和中国内陆的。另一方面近年来东方学等后殖民主义批判的兴起为看待这些材料提供了新角度。西方关于东方的书写，反映的正是西方历史取代东方历史并使后者成为“无历史”的历史，是西方作为主体企图征服东方这个客体的产物。它以知识的形式适应和支持西方殖民扩张的需要，制造出西方全面优于东方的神话，为西方侮辱、侵害、征服东方提供了理论根据，为西方施之于东方的罪行披上了一件合理化、正义化的外衣。实际上，西方在认识东方、形成东方学的同时，就把西方包含价值观、思维方式和检验标准于其中的学科形式扩展到了东方。不过，近代西人关于中国西南地区的书写固然有西方话语力量的支配，但是这些文本大多属于旅行书写。一是不能极端化地将其理解为一种完全的虚构、想象，真实的中国西南地区作为一种物理存在通过旅行者的感知系统成为素材，然后在欧洲中心的认知模式和个人经验结构主导模式的凝视下，形成一种揶揄、置换。二是东方主义不一定只通过想象来完成，在如何表征之前，选择表征哪些内容也是东方主义的重要部分，我们不能否定，近代西人笔下的落后、贫穷、混乱的西南地区有一部分确实是历史的真实，如鸦片问题等，但是我们应该思考的是为什么这些内容成为西人叙事中不断重复出现、占据大量篇幅的话题。三是中国西南地区作为一个接触地带，文化霸权的形成还依赖于东方在对西方文化的接受心态上的“主动性”，近代中国掀起了学习西方技术、文化、4体制的浪潮，民族主义国家建设也在不断的推动中，所以这是一个双向性的过程，中国人也“共谋”了西方对于中国形象和知识的建构。不过，近代西人无论采用何种叙事体裁、何种叙事结构，无论叙事者的身份，无论叙事是否直接为殖民主义服务、是否参与帝国的扩张进程，都是在欧洲中心指导下以东方主义的形式，忠于科学、理性、文明等为基础的“现代性”，首先制造一个落后、野蛮，与西方二元对立的异域，然后再将作为中国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等地东南亚化，制造歪曲一个“中华帝国”扩张征服史的范式，以配合西方各国加深对中国西南地区的殖民程度、侵占中国领土的政治目的。西方人百年前进入中国西南地区，所遇到的困难、映入眼中的景象、观察问题的思维都是今人完全无法想象的。可以说他们既是充满好奇、纪录万象的旅人，又是殖民事业、现代化进程下自觉或无意识的参与者。对近代西方人与中国西南地区相关文献的出版，让我们更能够走近清末、民国西南地区的自然与社会，洞察西方人在殖民大背景下对中国的企图、认知、误解，从而在西方权力话语体系之外更好地正视自身的历史，重拾文化自信。本丛书所收录文献都是近代西方殖民侵略中国的特定产物，对中国西南的叙述中存在大量偏颇、错误、歪曲之处。研究者在使用时需秉持客观的立场，在走近清末、民国时期西南地区的自然与社会的同时，洞察西方人在殖民大背景下对中国的企图、认知、误解。最后，需要指出的，虽然近些年来近代西方人与中国西南地区相关文献受到学界与出版界的关注，既有成果有文本翻译、专题研究等。但由于整理这些文献具有相当的难度。一是文献涉及多种语言，散藏于不同的地方，需要四处搜集。二是目前能看到的纸本，已基本属于不能流通借阅的情况，相关文献纸张的酸化、碎化十分严重，亟需保护整理。因此就文献的系统整理及其研究方面而言，还存在不少空白，尚需下大5功夫。系统地影印整理是推进研究的重要方面。我们拟对其进行分批分类整理出版，第一批包括四辑：物产、风土、生境、人物。本辑是《近代西方人探查中国西南地区文献丛编》——物产辑。主要选取了下列著作与文章：1.《金沙江: 穿越中国内地和藏东至缅甸之旅纪事》（第1、2 卷）作者：［英］威廉·吉尔（William Gill，1843—1882）英国探险家。生于印度，曾在中国直隶和辽东旅行，并同贝德禄（Baber）到四川。他一人深入到从前欧洲人没有去过的川北；又和麦士尼（Mesny）到巴塘、大理、八莫等地。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和巴黎地理学会于1877 年和1878 年相继授予吉氏金质奖章。1880 年他出版了《金沙江》（The River of Golden Sand）一书。1882 年受英政府派遣到埃及做特务工作，是年8 月11 日和巴谋教授（Professor Palmer）一起在西奈半岛被人杀死。12.《一位博物学家在华西的旅行笔记》（第1、2 卷）作者：［ 英］ 欧内斯特· 亨利· 威尔逊（Ernest Henry Wilson，1876—1930）英国植物学家。1906 年到美国，任哈佛大学阿诺德（Arnold）树木园副园长。他曾用11 年时间在中国各地旅行，用3 年时间在日本各地旅行，搜集各种标本。著有《一位博物学家在华西的旅行笔记》（A Naturalist in West China，1913），《中国：园林的发祥地》（China,1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第168 页。6Mother of Gardens）等书。13.《达文波关于云南使团所达地方贸易潜力的报告》（1877 年）作者：［英］阿瑟·达文波特（Arthur Davenport，1836—1916）英国领事官。1859 年任牛庄领事馆二等副翻译。1860 年随英国侵略军赴大沽口，充贺布提督翻译。1865 年任上海领事馆二等翻译，不久调镇江署理领事。1868 年任汉口领事馆翻译，1870 年任上海副领事，1872—1873 年署北京英使馆汉务参赞。1873—1875 年任上海领事兼会审公廨陪审官。1875 年奉英使威妥玛命赴云南调查马嘉理事件。写有《达文波关于云南使团所达地方贸易潜力的报告》（Report by Mr Davenportupon the Trading Capabilities of the Country Traversed by the YunnanMission，1877）。1877 年任烟台领事，1878—1880 年署理上海领事，1880—1885 年任天津领事，1885 年退休回英国。前天津英租界有达文波路。24.《四川的物产、工业和资源》作者：［英］亚历山大·霍西（Alexander Hosie，1853—1925）中文名谢立山，英国领事官。1876 年进驻华领事界为翻译学生。1881 年继巴克尔为驻重庆领事。他多次在华西旅行，搜集了许多关于商业和博物学的材料。后在温州、烟台、台湾等地任代理领事和领事。1893 年他发表了一份关于台湾的重要报告。1902 年4 月，英国在成都设总领事馆，谢氏首任总领事。1905—1908 年任使馆代理商务参赞和商1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第516 页2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第101—102 页7务参赞。1908 年曾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万国禁烟会议。1909—1912 年任驻天津总领事。后脱离驻华领事界。1919 年复被召回，任使馆特别馆员。著有《华西三年》（Three Years in Western China: A Narrative of ThreeJourneys in Su-ch'uan, Kueichow, and Yun-nan，1890），《满洲》（Manchuria:Its People, Resource and Recent History，1901），《鸦片问题探索：中国主要产烟省份旅行记》（On the Trail of the Poppy: A Narrativeof Travel in the Chief Opium-producing Provinces of China，1914），《四川的物产、工业和资源》（Szechwan: Its Products, industries andResources，1922）等书。此外，他还写有许多关于台湾和四川等地的重要报告。1编者2022 年12 月1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