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为什么研究儒道佛中的心理学思想?
西方科学心理学自被引入中国至今已超过百年，但总体上而言，中国近百年的科学心理学研究与此前2000多年的中国传统心理学是脱节的。难以否认的是，百年来中国的心理学研究依然处在“心理学在中国”的阶段，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心理学”。所谓“中国心理学”，即意味着拥有一个自己的心理学体系。蕴藏在儒道佛（儒家、道家或道教以及佛教）等传统文化中的中国传统心理学使现代中国心理学的建立具备了*大可能，这使得我们今天对儒道佛中的心理学思想进行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另外，当代认知神经科学已经解决了过去心理学中的“意识模糊”“人兽不分”“心生混淆”等问题，也为我们研究儒道佛中的心理学思想提供了一个*恰当的切入点。
第一节 “心理学在中国”与“中国心理学”②
“心理学”这一名称当然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如果将1917年陈大齐在北京大学建立心理学实验室看作中国科学心理学创立的标志，那么迄今为止，科学心理学在中国已逾百年。在这一百多年中，中国心理学界的诸多前辈历尽艰难曲折，为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极尽筚路蓝缕之功。当今，中国心理学研究的学科门类、论文发表及其对社会的影响都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以中国心理学研究队伍的发展为例，中华心理学会是*早成立的心理学会，从1921年成立之初，*盛时学会会员达235人（赵莉如，1980），1931年后学会活动停止；1937年1月成立的中国心理学会，仅半年之后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而停止活动；现中国心理学会从1950年开始筹备，1955年成立，发展到2019年，会员已经超过13 000人③，并拥有理论心理与心理学史、普通心理和实验心理、生理心理、发展心理、教育心理、学校心理、工业心理、医学心理、网络心理、心理测量、体育运动心理、法律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军事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工程心理学、决策心理学、老年心理学、民族心理学、护理心理学、语言心理学、音乐心理学、社区心理学、积极心理学、情绪与健康心理学、心理学脑成像、眼动心理研究、脑电相关技术、心理学质性研究30个专业分支学会。从会员人数和学会分支机构的数据统计来看，目前的中国心理学正处于百年来*好的发展状态，其盛况前所未有。
中国心理学研究队伍的发展壮大，自然使中国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数量明显增加。据张耀翔1931年编辑出版的《心理学论文索引》（张耀翔，1931），中华心理学会自成立至1931年，学界共发表心理学论文851篇，论文作者共431人，其中以张耀翔、高觉敷、陈鹤琴、杜佐舟、谢循初、陆志伟、廖世承发表的论文居多。据言，当时的各界名流如胡汉民、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章士钊等都曾对心理学有很大兴趣（张耀翔，1983）。此后，1935年，张德培出版《心理学论文引得》，据张德培云，其实乃《心理学论文索引》之续集，其论文索引共收录1930年7月—1934年6月学界发表的论文934篇，论文作者共314人，其中以杜佐周、陈选善、郑文汉、沈有乾、高觉敷发表的论文居多（张德培，1935）。中国心理学会从开始筹备、成立到现在，学界发表的心理学论文数量急剧增加，远非民国时期可比。1986年，陈远焕出版的《中国心理学文献索引》收录了1949年10月—1984年12月的心理学文献题录和书目数量达25 000条（陈远焕，1986）。1985年至今发表的心理学论文索引尚未见系统的编辑整理，鉴于中国心理学会会员数量在1985年之后呈加速扩大的趋势，完全可以肯定，此期间的论文数量相对于1949—1984年的论文发表量只会更多。
中国心理学研究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国内，也表现在国外。早在民国时期，心理学家郭任远就以其反本能论的观点和实证研究扬名于国际心理学界，促使行为主义学派创始人华生成为坚定的环境决定论者，郭任远在国际上被称为“著名的中国心理学家、实验胚胎学家”。除了郭任远，艾伟、汪敬熙、周先庚等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阎书昌，2015）。自2000年以来，中国心理学研究者在国际上发表的研究成果开始逐渐增加，其国际影响开始重新显现。
百年来，心理学在中国走过了一段非常曲折的道路，由于老一辈心理学家持续不断的努力，科学心理学终于在中国生根、发芽。在此，我们应该对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但是，由于受到了极其复杂的环境因素的影响，相对于欧美等国家的心理学发展而言，中国心理学的发展终究显得有所欠缺。这种欠缺的*突出表现就是，多年以来，中国的心理学研究大多数是追随国外的重复性研究，原创性的研究成果较少（霍涌泉，2015）。迄今为止，中国的心理学研究依然只是处于一种“心理学在中国”的局面，还没有出现“中国人创造之心理学”（张耀翔语），或者说还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心理学”。正如心理学家罗劲教授所说：“创新的本质特征是创立新范畴、新概念，就此而言，中国心理学有些先天不足。目前国内心理学研究虽然在实证层面提供了一些新的有价值的证据，但就开创性贡献而言尚显不足，没有那么深的理论素养，能设计新实验，但提不出新概念。”④
早在民国时期，张耀翔先生就认为，“‘中国心理学’可作两解：（一）中国人创造之心理学，不拘理论或实验，苟非抄袭外国陈言或模仿他人实验者皆是；（二）中国人绍介之心理学，凡一切翻译及由外国文改编，略加议论者皆是。此二种中，自以前者较为可贵，惜不多见，除留学生数篇毕业论文（其中亦不尽为创作）与国内二三大胆作者若干篇《怪题》研究之外，几无足述”⑤。在这里，张耀翔所说的“中国人绍介之心理学”就属于本书所指的“心理学在中国”，“中国人创造之心理学”就属于本书所指的“中国心理学”。
第二节 儒道佛心理学思想使建立中国心理学具备*大可能
“中国心理学”的实质和内涵在于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心理学体系。在心理学的国际比较视野中，中国心理学意味着心理学的中国学派的出现。只有拥有了自己的心理学体系，“中国心理学”才算真正建立，从而为人类心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做出自己的贡献。就外在因素而论，中国心理学的建立一定是在心理学的国际交流的基础上不断自我反思的结果。就内部因素而论，中国心理学是心理学在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基于内在的发展逻辑必然出现的结果，尽管其出现的时间无法判定。
既然中国心理学意味着有自己的心理学体系，那么拥有深厚积淀的儒道佛等中国文化资源使中国心理学的建立具备了*大的可能。
三四十年前，以潘菽、高觉敷、燕国材、杨鑫辉为代表的心理学家通过不懈努力，从中国文化典籍中挖掘出了丰富的心理学思想，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是潘菽所著《心理学简札》（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中的部分内容，以及由高觉敷主编（潘菽任顾问）的《中国心理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这里所指的心理学思想，其参照是现代科学心理学，即以西方的现代科学心理学的眼光审视中国文化的结果，恰如潘菽、高觉敷所说：“‘我国古代的心理学思想’的意思应该是‘我国古代的科学心理学思想’。”⑥以此审视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过去有心理学思想，但是没有心理学，如高觉敷所说：“在西方心理学传入中国之前，我国是否就没有心理学呢？不错，我们没有心理学，但有心理学的思想。”⑦目前，这似乎也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可。
然而，如果我们以全局的视野审视东西方人对自我心理的探究历史，就可以注意到，至少在1582年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传教之前（由此上溯至公元前551年孔子出生），中国与欧洲对人类自我心理的探究是各自独立进行的。诚如张耀翔所说：“中国自春秋以来二千五百余年对心理学一向重视，不断有贡献 西洋心理学发源于苏格拉底的‘自知’学说及亚里士多德的《心理研究》；惟苏式出世则在孔子卒后九年，亚氏不过和孟子同时。”⑧毫无疑问，中国过去至少拥有2000年的心理研究历史，在这2000多年的时间中，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人类心理的研究是自成一体的。考虑到这一点，即使心理学是一个来自西方的词汇，我们仍有充分的理由采纳“心理学”一词，认为中国古代拥有自己的心理学。正如哲学是中国固有之学，心理学亦当为中国固有之学。这里的心理学当然不是现代心理学，为以示区别，可称之为中国传统心理学，其内容主要存在于儒道佛等文化体系中。
早在民国时期，梁启超、张耀翔、程俊英、余家菊、汪震等就敏锐地注意到了中国传统心理学。1940年，张耀翔在其论文《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史略》中叙述了先秦诸子的心理学思想（张耀翔，1983），这大概是中国心理学界首次对中国古代心理学研究进行初具系统的评述。这是民国时期中国心理学界的一种文化自觉意识的体现。
中国传统心理学究竟包含哪些内容？中国传统心理学与西方心理学是否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学术体系？这是比较中西方心理学时绕不过去的两个关键问题。对这类问题的分析和解答，似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一类问题的源头来自百余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有关中西文化比较的论述。
百余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中经常出现类似“东方文明是精神的，西方文明是物质的”等非此即彼式的表述，例如，杜亚泉在《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一文中说：“西洋文明，浓郁如酒，吾国文明，淡泊如水；西洋文明，腴美如肉，吾国文明，粗粝如蔬 西洋社会，为动的社会，我国社会，为静的社会；由动的社会，发生动的文明，由静的社会，发生静的文明。”⑨这种中西比较的思维模式在近百年来影响深远，并波及中西方心理学的比较研究，例如，历史学家钱穆在20世纪80年代初撰文《略论中国心理学》说：“西方心理学属于自然科学，而中国心理学则属人文科学。”⑩2014年，社会心理学家翟学伟教授撰文《中国与西方：两种不同的心理学传统》，认为西方心理学传统中的一元论、决定论、机械主义与操作主义等造就了今日的西方心理学，即科学主义心理学，而中国传统中的神秘主义、整体论、无意志的宇宙有机论以及“象”之方法及其实践等成就了中国的心理学传统，翟学伟称之为“践行主义心理学”（翟学伟，2014）。
上述有关中西方思想和中西方心理学之差异的表述是表面的、盲人摸象式的，带有明显的想当然的成分，它制约了我们对中西方心理学之异同的深层次理解。对这个问题的充分讨论，需要另外撰文展开。简要地说，讨论这一类问题必须找到一个普遍性的基本原则，否则就会导致自说自话，无法沟通。只有找到这个普遍性的基本原则，才能准确把握中西方心理学之异同，从而达成中西方心理学的对话与交流。在笔者看来，人性的普遍性原则就是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它是未来中国心理学建立的哲学前提。
所谓人性的普遍性原则，即认为人具有永恒不变的普遍属性。也就是说，只要是人，不管其在哪个地域或国家，都存在普遍的人性。例如，从人的自然本性看，不同地域的人都有饮食、男女、住行之所需，都有知、情、意的心理活动，等等；从人的社会属性看，不同地域的人都有怜悯、同情之心，都有自尊的需求，都存在对自由与爱的渴望和追求，等等；从人的精神属性看，不同地域的人都有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追求，等等。正因为人性是普遍的，所以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存在于人类丰富多样的心理和行为之中。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尽管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地域存在不同的风土人情，但正是基于普遍性的人性，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人才能得以沟通和交往。这正如宋儒所谓的“理一而分殊”，即是说世界之超越性的“理”是同一的，具有普遍性，但其表现却千差万别。也正如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序言中所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中国传统心理学正是普遍性的人性在中国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是人类心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如儒道佛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心理学思想和内容（如“仁且智”“致良知”“情志相胜”“禅修顿悟”等），既具有人文特色，也富含科学成分。中国的地域环境和生活方式造就了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典型的如《易经》中展示的取象比类的“象”思维方式），并发展出中国特有的传统心理学，成为明显不同于西方心理学的一个独*体系，有效地弥补了西方心理学的某些明显不足。
以情志（情绪）相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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