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万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清华大学历史学博士，现工作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心理史学。曾任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副主任，波兰格但斯克孔子学院首任中方院长。出版专著《20世纪30年代“再生派”学人的民族复兴话语》，翻译《精神病理学与政治》《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在《史学理论研究》《清史研究》《史学月刊》《清华大学学报》《复旦学报》《二十一世纪》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四十余篇。

　　《晚年梁启超与五四“文化保守派”》的研究对象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梁启超派学人群的新文化方案和实践，以及通过梁启超与梁漱溟、“学衡派”等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化保守阵营的互动关系，探讨新文化运动非主流一脉的实然状态，进而全面把握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化保守阵营的概况。
　　《晚年梁启超与五四“文化保守派”》通过梁启超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学术实践活动，阐述梁启超对中国现代教育“全人格”理念和“事上磨炼”培养途径的设想，剖析梁启超未能完成现代学术体系建设的原因，以厘清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化保守阵营的互动关系，尤其关注梁启超和梁漱溟、梁启超和“学衡派”之间的学术思想异同，亲疏离合。
　　《晚年梁启超与五四“文化保守派”》对于把握新文化运动中的右翼思潮和当时的思想版图，进一步考察和评价梁启超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位置和贡献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晚年梁启超与五四“文化保守派”》：
　　其次，梁启超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实践活动与其新文化方案的关联也是有待深入的领域。梁启超在新文化运动中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学人圈，构成了新文化运动中一股有重要影响的权势网络。梁启超组织学会、创办刊物、讲演与改制中国公学等一系列学术事业和整理国故、突破传统目录学和学术分类体系、培养全人格的教育事业都是梁启超新文化方案的实践。就学术事业而言，梁启超有意通过译介西学、邀请名哲来华讲学告诉国人“西学是什么”“西学对中学怎么看”，同时也通过讲演、创办杂志等告诉国人“国学是什么”“怎么学国学”，并将改制后的中国公学作为中心，将精深的学问研究与普及的公民教育结合起来，将学术与社会生活关联起来，并在这个过程中与商务印书馆以及北方学术圈紧密联系，形成一股与主流派相制衡的重要学术力量。这股学术力量通过“科玄论战”中的思想界分野造就了20世纪30年代组党派的班底，梁启超调和中西以医治中国病症的“药方”为20世纪30年代思想界“再生派”的现代化设计奠定了基调。另一个重要的新文化实践是梁启超晚年以清华研究院为基地，努力建构起学术道德与知识有机结合的“学术社会”。梁启超通过授课、编纂史书、改定目录、学术分科等实践引导学生通过“事上磨炼”，培养知识精英的“全人格”，进而利用他们改造更多国民。在梁启超的教育理念中，全人格培养至少包括四个方面的教育：知识教育；技能教育；人格教育；道德教育。这里的人格教育是在个体人格发展完善的基础上与国瘼民生休戚与共，道德教育是私德与公德相结合培养出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担当感。这种“志于学”“游于艺”与“依于仁”“据于德”相结合的教育模式既有现代知识技能的培养，又有传统人文精神的灌注，是梁启超“新文化”方案的另一种重要实践。梁启超的“新文化”方案和种种实践努力，有着深沉的人文关怀，他所要开展的“深思明辨的学术思想事业”迥异于胡适等人的“学术社会”的理解。
　　再次，梁启超的新文化方案和实践最终未能进入主流视野，在于新文化运动中主流派的主流话语建构以及保守阵营复杂的面相，所以，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中“文化保守派”的关系有待深入考察。梁启超及其研究系学人群体还有梁漱溟、章士钊等人在20世纪20年代被激进的思想文化者笼而统之为“东方文化派”，后来这个所谓的保守范围不断扩大，标榜“倡明旧学，融化新知”的东南大学教授吴宓、梅光迪、胡先骕、刘伯明、柳诒徵等“学衡派”也被圈进这个阵营，新文化运动主流派以及时下的学人普遍把他们当作新文化运动中反西化，主张新旧调和、中西调和的“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但同时也不可否认，所谓的“保守派”或“反动派”，均来自新文化运动主流派排斥异己策略做出的人为涂抹，新派将异己分子一勺烩并将他们放在新文化运动对立面的做法一直影响到当今学者的判断，这反映了主流派的话语霸权，也遮蔽了保守阵营的诸多面相。梁启超、梁漱溟、学衡派在反对科学万能论、吸收西学、返宗儒学等方面有相同的一面，但同时在文化立场、方案设计、西学根据、思维方式等方面也有不少异歧，这使得他们并未真正联合。梁启超及研究系群体和群体以外尤其是和其他所谓的文化保守势力的交织互动又是怎样的？他们之间是互通声气形成利益共同体还是各自为政没有任何信息、权力甚至情感勾连？用社会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方法来勾勒作为核心人物梁启超的文化活动网络结构，透视梁启超及其研究系学人群和其他保守主义者之间的交往，重新定位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位置和作用，才能把握这一学人群的思想共性，明确他们文化思想的差异性，领悟学术生存空间的复杂性，从而理解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为何缺少有效的学术砥砺、思想声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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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近三十年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文化保守阵营研究述评
第一节 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研究的新动向
第二节 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保守阵营的研究现状
第三节 当前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第二章 辛亥革命前后梁启超的思想转变
第一节 以道统导引治统
第二节 以文化建设拯救意义危机
第三节 以传统文化为中国续命

第三章 梁启超对新文化运动的构想
第一节 西方镜像的重新调整与中国文化的重新定位
第二节 发掘中国学术资源的现代因子
第三节 对颜李、戴震、阳明学的诠释与新道学的构建

第四章 新文化运动中梁启超派学人群影响力传播模式
第一节 从创办或改革杂志看梁启超对新文化运动的理解
第二节 以大学“造灯芯”
第三节 以讲学与公开演讲拓展影响力

第五章 由二梁之交看东方文化派的内部纠葛
第一节 求同存异的文化立场
第二节 和而不同的价值取向
第三节 内外与分寸

第六章 道术、心术与权术——梁启超与“学衡派”的互动
第一节 梁启超与江苏省教育会
第二节 梁启超和东南大学”学衡派
第三节 以梁启超与吴宓的交往个案看文化保守阵营的心术斗争

第七章 由“科玄论战”的外围看文化保守阵营的合与分
第一节 梁启超：“玄学派”的精神领袖
第二节 科玄论战中“学衡派”的音声相和
第三节 从梁漱溟的“被玄学化”看新派的话语霸权
第四节 文化保守阵营内部分歧简析
……

第八章 梁启超的新文化实践与中西文化调和论的淡出
第九章 从梁、胡权势网络对比看新文化运动的话语权转移
第十章 从“整理国故”看梁、胡学术与教育旨趣差异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