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婴儿塔沃拉的眼中，姐姐“宝贝”在穿着打扮和长相上，就是一个普通毛利小女孩的样子，与别人的唯一不同之处就是她没有眼睛。塔沃拉请求妈妈讲讲关于这个双目被盗的姐姐的故事。但妈妈告诉他，“宝贝”的故事要由库娜奶奶、妈妈和塔沃拉一起讲述，因为关于“宝贝”，她们家族里的每个人都有话要说。
随着婴儿叙述者不断长大，读者也跟随他的步伐，逐渐介入小说情节发展进程。五岁的塔沃拉再次恳求妈妈讲述“宝贝”的故事，“宝贝”双目被盗的真相才终于通过不同的叙述者展现在读者面前：库娜奶奶回想起从医生手里接过装在塑料购物袋里的“宝贝”的眼睛那一刻时的愤怒，并由此开启了她尘封六十年的记忆。格雷斯让库娜奶奶用毛利语讲述了英语无法讲述的故事。库娜奶奶用毛利语追忆了毛利人被压迫被殖民的历史。一个有着毛利特色的词语可能包含着某些难以传达的文化经验。通过使用这些无法翻译的毛利词语，格雷斯强调了毛利人与白人之间人际关系的差异。不经翻译的本土语言，意味着某种文化经验不可能再创造，但其差异之处却能在新环境中发挥作用①。语言正是以这种方式体现文化，库娜奶奶的故事控诉了白人对毛利人的土地掠夺和文化殖民。
特·帕尼亚从“宝贝”的灵魂返回她的身边开始讲起。车祸后醒来的特·帕尼亚发现已经死去的女儿灵魂不愿离去，恳求自己帮她找回被白人医生盗取的眼睛。特·帕尼亚将“宝贝”当作真正的孩子进行抚养，当她第二个孩子塔沃拉出生时，她告诉了塔沃拉有关“宝贝”的故事。在抚养两个孩子的过程中，特·帕尼亚逐渐认识到白人殖民者对毛利人的文化与基因掠夺，在不断的抗争中成长为一位保护毛利传统文化、反对白人基因殖民的斗士，并在世界性的大会上发表演说，揭露白人殖民者对毛利人的基因掠夺是一种新的殖民形式。
律师马哈吉是特·帕尼亚的朋友兼房东。马哈吉和他的同性恋人戴夫帮助特·帕尼亚抚养塔沃拉长大，在塔沃拉的生命中扮演了父亲的角色。亲眼见证了白人医生将“宝贝”的眼睛装在购物袋中递给库娜奶奶的场景，马哈吉无比愤怒。作为律师，马哈吉主要的业务就是代表毛利人与白人进行斗争，反对白人对毛利人进行的殖民掠夺。他的叙述主要围绕毛利人如何争取土地所有权和反抗白人盗取毛利人基因而展开。
而除了在故事开篇以胎儿叙述者的身份引出“宝贝”之外，塔沃拉的非自然性还体现在他的通灵上。从婴儿期开始，塔沃拉就可以看见“宝贝”，每天和她对话。在塔沃拉的叙述之下，“宝贝”的形象逐渐丰满起来：失去双目的“宝贝”因为看不见而命令弟弟塔沃拉作为自己的眼睛，代替自己观察这个世界，并将看到的一切描述给她；有时候她还会因为被弟弟忽视而生气，甚至欺负他，推倒他，让他受伤，而面对母亲的关心和询问，塔沃拉总是闭口不谈，或者撒谎说自己只是摔倒了而已；当学校举行演出时，“宝贝”希望和塔沃拉一样，扮演毛利人的英雄；随着年龄的增长，“宝贝”从偶尔会欺负弟弟，变成关心弟弟，给弟弟指出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并暗示弟弟，到了该离开的时间，自己随时会离开。姐弟俩如正常生活中的姐弟一样，经历着童年时的嬉戏、少年时的打闹，最终来到不得不说再见、独自面对的青春期。故事最后一章，“宝贝”离开之后，塔沃拉考上了大学，成为一名艺术家，将“宝贝”的形象用画笔记录了下来，并题名为“看不见的宝贝”（Baby Invisible）。
格雷斯首先让非自然的胎儿叙述者在母体子宫这一不可能的叙述空间营造了一个不可能的世界，给读者带来陌生化的效果。同时，她又赋予胎儿叙述者情感、理性、思维和价值判断的能力，竭力使胎儿的叙述变得可信。胎儿叙述者同时也是故事的主要人物，与还魂的“失目宝贝”一起成长。借助于运用通灵术所获取的知识，塔沃拉将其他三个叙述者的故事拼接，将碎片化的故事记忆融合进历史，以此挑战白人主流历史叙事的真实性。未出生的胎儿成为叙述者，表明毛利人的家庭观念中，活着的人、逝者、未出生的胎儿都是家庭中不可或缺的成员。作为小说的中心人物，胎儿叙述者身上体现了非自然叙事理论家扬·阿尔贝界定的那些物理上、逻辑上和人性上不可能存在的人物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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