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分为“流金岁月”“花开千树”“一路同行”“初心不变”四部分，收集了六十六位作者的文章。其中“流金岁月”部分收集了十五位大多年事已高或已经退休作者的文章。这部分故事的作者既有邓锐龄、郝苏民、白振声等八九十岁的学术老前辈；又有陈庆英、喜饶尼玛、朱晓明、毕华、马盛德、孙勇、车明怀、胡岩等六七十岁学者；唯一廉湘民例外，迄今在职。第二部分“花开千树”收集了包括杨福泉、何贝莉、祁进玉、杨军财、王川等多达二十位学者的文章。我们这一代学者日复一日地刻苦研读，不但练就了自身心满钵满的学术容器，而且形成了滚滚向前的溪流，虽然弯弯曲曲，但为后人留下了可以追寻的学术印迹。第三部分“一路同行”包括杨明洪、郭建勋、当增吉、陈立健等十六位学者的故事。最后第四部分“初心不变”包括徐平、王小彬、格桑卓玛、李志农等十五位学者的文章。

初涉藏学研究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邓锐龄
我的学术研究生活是在分配我到民族研究所以后再度开始的。刚到民族所时，做了很多零散工作。譬如当时民族研究所购买了法国人沙海昂（A.J.H.Charignon）收集的一大批中西交通史资料。这些书80％以上都是法文的，包括耶稣会士的书简集、《通报》等都有，几乎是全的。这些书应是民族所的一个珍藏。我到民族所后，就给这些书编目，一部一部搬上架。在这个时候因为工作关系，与潘光旦、吴泽霖、费孝通等先生们有了接触，在一起编写《辞海》中国民族和世界民族部分词条的释文，也与翁独健先生接触过。有一次为了《辞海》工作，我查了一下《英国大百科全书》，打开书卷，好多字都似曾相识，却不知是什么意思了。所以，那时候工作之余，自己还要找些英文读物、英文小说之类来看，慢慢恢复。那时候，潘光旦先生倒是挺愿意帮我的，不过他地位那么高，学问那么大，也不能给我做英文教师，得靠自己。
1962年，我37岁了，才开始做西藏史的研究工作。那时候是王森先生做组长，组员有柳陞祺、李有义、常凤玄、李凤珍、黄颢、我。李有义当时是研究员，而王森和柳陞祺是副研究员。柳陞祺先生年纪最大，其次是李先生，再次是王先生。
说搞藏族史，我得学学藏文吧。当时年纪已经比较大了，还是学了一年多的藏文，先后4位老师：邓蓓蕾（女）先生是开门老师，从藏文字母讲起，讲到现代语体文；第二位是车如龙先生，讲文言文，引人入胜；第三位是庄晶先生，庄先生也讲文言文，广征博引，讲了很多藏文语法和词汇的知识；第四位是扎西旺堆先生，教我们公文、档案。当我学完以后有一次跟常凤玄在一起看一本书，他说：“你怎么藏文学得这么快啊。”黄颢也说：“你们可学得太快了。”我们学习藏文，没有从口语入手。4个学期，头一个学期讲的是一般的简单的文字，第二、三学期就开始讲古文，第四学期讲档案。每星期学2个小时。在这之后不久，我就跟王森先生、柳陞祺先生在一起工作了。
我曾经给王森先生做助手，王先生的那本《西藏佛教史略》就是由王先生口述，常凤玄和我两人记录的。那是1963—1964年，中央统战部交下来的任务。王先生谈话逻辑性很强，慢且清楚，讲时很少改换说法，谈这句话，上面的话也没有忘掉，脑子非常好。我们当时每个星期记1次或2次，我写一份，常凤玄写一份，交给王先生看完以后再改。改完以后，内部印出来大字本，送交统战部；王先生又加以订补，1987年社会科学出版社就出了《西藏佛教史略》这部书。现在想起来，王森先生主要是根据《青史》来写西藏各个教派源流的。书中有创见的考证，如关于元代的十三万户、格鲁派的兴起等部分，完全是对各种史料融会贯通以后写成的。但王先生的兴趣不在藏传佛教史，他的兴趣在研究因明学上，算是接受任务做了这个事情。20世纪30年代王先生从北大毕业后就坚守这个专业，直到谢世。
1962年，民族所定立制度，每年要考核成绩。我决定先找一本书翻译，就选择了佐藤长的《古代西藏史研究》。当时这部书的上册在王森先生手里我不好要过来，于是就拿下册来翻译。我对于唐代的吐蕃一点都不懂，就根据字面意义硬译，那些人名都是用日本片假名拼出来的，就这样硬译，译得很不好，我一直不愿意拿出来给人看。有一次王辅仁同志要借，我没有答应，也没跟他解释。后来认识到，应该解释一下就好了。我当时只觉得实在是译得太差了，很惭愧。这种情况之下，有的同志就说：“你看他调来以后什么东西也写不出来。”后来，王森先生跟人讲：“你得容他时间，他刚刚开始做这个工作。”那时一般写什么东西呢？主要是汉民族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民族的四大特征，斯大林的定义适不适用于中国，“民族”一词在西文里是什么，等等。我不愿意花时间在这上面，愿意学点实际的东西，所以当时一些同学都写文章发表了，我什么都没有。在那个时期，所里还让我给历史室的同事补习英文，我是被硬逼上场的。
1960年开始进民族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1962年开始学习藏文，1964—1965年又到山东黄县劳动兼搞“四清”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能做什么呢？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又是所谓“牛鬼蛇神”了。
——摘自邓锐龄《九十自述：如何走上藏史研究之路》，《中国藏学》2014年第4期。
P3-5

序
序
格勒
流金岁月
初涉藏学研究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邓锐龄
塞翁失马犹为福——“扎西次仁”甘加草原的一次洗礼
西北民族大学郝苏民
一次带学生赴西藏实习的点滴回忆
中央民族大学 白振声
我在塔尔寺的经历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陈庆英
她真的属于这片土地吗？——一次难忘的田野考察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格勒
牵住“牛鼻子”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朱晓明
护送金匾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毕华
美国人类学家在涉藏地区的故事
国家民委吴金光
与文化传承者的相遇
文化和旅游部马盛德
一个伊斯兰社团的中国化故事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高占福
在西藏下乡的那些日子
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孙勇
踏着先辈的足迹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廉湘民
那年，我们初涉调研
中央民族大学喜饶尼玛
用中华民族大历史观的尺子丈量唐蕃古道
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车明怀
康定遇匪记
中央党校胡岩
花开千树
羌塘一人类的生存与野生动物的生境
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达瓦次仁
樟木口岸
兰州大学徐黎丽
怒山拉祜语言调查历险记
江苏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周庆生
从大兴安岭腹地到余脉
内蒙古师范大学何群
天堑变通途与三江源国家公园：青藏高原的变迁叙事
中央民族大学祁进玉
从断壁残垣荒坟石碑中追寻藏地的民间神灵
四川师范大学王川
海南州共和县境内吐谷浑王城伏俟城考察记
青海省社会科学院鄂崇荣
“冈仁波齐”走笔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杨军财
藏族村寨的传统舞蹈
澳大利亚联邦人文科学院Colin Mackems
中国人民大学郑艺菲翻译
深山访纳西路鲁人东巴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杨福泉
粉笔写请柬婚宴不敬酒
西南民族大学 肖芒
侗族“鼓楼抢鸡”：挑起生活的色彩，抢到人生的幸福
华东师范大学蒋冰冰
蓝靛的生命
中央民族大学何贝莉
岑巩偶记
贵州财经大学王蓉
长青春科尔寺：信徒心中的圣地
中央民族大学朱靖江
藏西考察记之探访阿里古如甲木寺
浙江大学李健
甘孜高原的偶遇和点点感悟
《中国西藏》杂志社夏炎
苦荞花开的高原
《中国经营报》党鹏
湮没的声音及多语主义：记录尼泊尔的语言多样性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Mark Turin
在阿尔卑斯山搁下“文化”
香港理工大学于硕
一路同行
田野调查中触摸到的“汉藏交流”
四川大学杨明洪
我和次里扎巴的故事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尹仑
当地人的观点？
云南师范大学肖青
我与格萨尔说唱艺人阿尼的相遇
西南民族大学郭建勋
与文都大寺和噶尔哇活佛的不解之缘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陈立健
谁在兰州之外卖拉面：一群熟悉的都市陌生人
南开大学马伟华
生与死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高颖
酒与山
华东师范大学刘琪
田野，还是故乡
云南大学谭晓霞
用双脚丈量青藏高原的人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敏俊卿
在保护与发展的边缘跳舞
全球环境研究所彭奎
旖旎郎木寺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马东平
我的双湖田野记忆
青海民族大学当增吉
第一次进入田野的记忆
云南大学朱映占
家乡人类学之文化镌刻
中央民族大学段伟菊
被牵引的田野观察及英吉沙小刀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陈学金
初心不变
第一次进藏和第一个田野
中央党校徐平
昌都：我的第二故乡
中央党校王小彬
青海互助北山行一我的第一次田野洗礼
云南大学李志农
文化的对话知青的田野
内蒙古师范大学常宝
住宿农家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格桑卓玛
我登上董志塬
南昌大学耿焱
未改的乡音——一脉相承的陕西回族方言土语与歌谣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拜学英
“我看我”：我的“田野”和“田野”中的女性
青海民族大学甘措
曾被感动，至今难忘
北方民族大学马建福
敬畏让田野更真实——记2004年在青海互助土族地区的田野经历
西藏大学蔡秀清
大地、人与田野
西藏民族大学泽玉
我的青藏：成长、回归与诠释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班玛更珠
读书、行路、悟道
大理大学肖文
情系夏鲁寺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张中亚
在世俗事务中修脱俗之心——阿坝州安曲查理寺田野调查感悟
中央民族大学王玥玮
后记
杨晓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