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研究发展态势
与美国等农业发达国家不同,我国新型职业农民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它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和新动向,这就要求理论部门不断进行研究,实践部门不断进行实践。为此,本章通过文献计量和词频分析对2012年3月~2018年6月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研究进行学术史梳理,全面把握研究动态,深入发现尚存的研究空间,不断推动向纵深研究,并以理论指导实践,更好地服务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
1.1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研究概述
本章使用的研究材料均源于中国知网收录的2012年3月~2018年6月的文献和数据,采取篇名与主题相结合的检索方式,以确保研究的效度和信度。以“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为篇名进行检索,检索出文献36篇,说明专门针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研究的文献较少;以“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为主题进行检索,检索出文献411篇,其中硕士、博士学位论文109篇,说明涉及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主题的文献较多。
因此,本章主要采取文献计量和词频分析两种研究方法。前者选取中国知网计量可视化和Excel软件,从文献发表总量与趋势、核心作者、被引频次、资助状况等信息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后者选取NVivo 11质性研究软件,对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研究相关期刊、论文中的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开展词频分析,以确定该研究领域的热点及其变化趋势。
1.2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研究规律
从发文趋势看,通过中国知网检索发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研究成果涉及学术期刊、报纸、会议、硕士及博士学位论文等多种类型,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是《张桃林:加快形成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政策和措施体系力求取得六大新突破》。自此,学术界开始关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问题,随之而来研究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问题的成果逐年增多,由2012年的5篇文献增长到2018年的163篇文献,增长量呈逐年增大趋势,是一条向右上方延伸的曲线,这说明每年高度重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中央一号文件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学术界的研究热度在持续升温,预示着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仍然会不断攀升。学术界期望通过研究出能指导实践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来推动大规模高质量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通常认为,学术界主要从文献的发文量即核心作者数和被引次数两个方面考察作者就某一个研究领域或主题所产生成果的贡献大小,来科学评价或鉴定其学术影响力。相对而言,文献被引次数比发文量更能体现作者的学术水平。从核心作者数来看,通过中国知网检索发现,以第一作者或独立作者统计,2012年3月~2018年6月我国发文2篇及以上的有31个学者关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问题,其中从第一作者和独立作者发文量的统计看,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吴易雄和江苏理工学院马建富均发表了5篇有关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的论文,并列第一。
依据文献计量学中著名学者普赖斯所提出的计算核心作者的公式进行核心作者发文量统计:M=0.749(式中Nmax为发文量最多的作者论文数,M为核心作者最低发文量),即M=0.749=0.749×2.236=1.675。按照取整选择原则,发文2篇及以上的作者都可考虑作为核心作者,因而我国2012年3月~2018年6月统计得到的核心作者为31名,可将其列入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研究的核心作者范围。由此可见,在短短的7年时间里,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研究已聚集一批核心作者,而且随着国家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实践重视程度的加深,关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核心作者群的范围将会不断扩大。
从被引次数看,由表1-1可知,2012~2018年,选取被中国知网收录且被引次数排名前10位的论文作为学术影响力评价依据,其中只有1篇是发表于2012年,90%集中发表在2014年,正好处于中间层。被引次数排在前3位的论文均发表在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来源期刊上。除《农民科技培训》和《湖北农业科学》不属于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和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外,被引次数排在第4位、第5位和第8位的3篇论文,均发表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上,被引次数排在第6位的论文发表在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上。这说明,在某种程度上,期刊层次级别较高的,发表在该期刊上的论文的被引次数也相对较多,该论文的学术影响力也相对较强。这提示,学者要提高论文的学术影响力,要尽可能地提高论文的学术质量,发表在较高层次级别的期刊上。
从单位分布数看,通过中国知网检索发现,以核心作者所在的单位分布进行分析,经统计,31名核心作者分布在26个单位中,其中本科院校14个、高职院校1个、农广校6个、科研院(中心)4个、政府部门1个。具体而言,农广校最多(6个),占23.1%;其次是农业院校(5个),占19.2%;再次是科研院(中心)(4个),占15.4%。在所有单位中,江苏理工学院核心作者占了4位,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问题研究的重要单位。由此可见,目前关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问题的单位主要分布在农业院校和农广校,研究群体主要集中于学校的教师和科研人员,因而也间接说明了这些比例较高的单位及其教师和科研人员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研究领域具有较高的影响力。
从基金项目立项数看,通过中国知网检索发现,42篇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研究文献得到了17种不同类型的基金项目资助。从获得资助的文献量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最多(12篇),约占28.6%,其次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6篇),约占14.3%,占比最小的有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等10种不同类型的基金项目(均为1篇),约占2.4%。从文献获得的国家最或部级基金项目资助的情况看,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农业农村部软科学研究项目资助的份额分别是28.6%、14.3%、7.1%,而教育部、科学技术部、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项目资助的份额均为2.4%。从文献获得的省级基金项目资助的地域看,江苏省和湖南省均为4篇,各占9.5%;河北省为3篇,占7.1%;江西省、陕西省、浙江省、海南省四省均为1篇,占2.4%。
由此可见,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都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研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资助。由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偏向于社会科学领域,社科类基金项目资助明显多于自科类基金项目资助,但从整体看,各类型的基金项目资助的强度还不够,特别是不同部委、不同省份之间基金项目资助的不平衡性较突出,亟须扩大基金项目资助范围。
从研究层次分布看,根据中国知网的分类,研究层次大体分为两类,一是将基础研究、行业指导、政策研究、职业指导和高等教育列在社科类;二是将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工程技术、行业技术指导和政策研究列在自科类。通过中国知网检索发现,学者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的研究的层次变动趋势依次为:基础研究148篇,占36.7%;行业指导92篇,占22.8%;政策研究76篇,占18.9%;职业指导63篇,占15.6%;高等教育24篇,占6.0%。这说明,当前研究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问题集中在五个方面:一是进行基础研究,二是着眼于行业指导,三是开展政策实践,四是用于职业指导,五是从高等教育角度进行培养。
从所涉及的学科领域看,通过中国知网检索发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研究文献涉及17个学科领域,其中从成人教育与特殊教育学科研究的文献有272篇,占57.0%,从农业经济学科研究的文献有160篇,占33.5%,这两类学科合计占90.5%,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研究的主要学科,而从政党及群众组织学科研究的文献有18篇,占3.8%,从其他14个学科研究的文献累计有27篇,占5.7%。由此可见,目前学者研究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问题,有力地加强了多个学科建设,形成了以成人教育与特殊教育学科为主,以农业经济学科为辅,以政党及群众组织等其他学科为补充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研究学科体系。
从主要的文献来源看,通过中国知网检索发现,大部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研究的文献是发表在普通刊物上和中国知网收录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而发表在CSSCI来源期刊和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的文献很少。例如,2012~2018年,发表在普通刊物《农民科技培训》上的有39篇,占22.0%。除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外,从发文数量看,排名前10位的期刊是《农民科技培训》《职教论坛》《吉林农业》《农业与技术》《河南农业》《农民致富之友》《中国农业教育》《甘肃农业》《世界农业》《安徽农业科学》。这10份刊物中,仅有《职教论坛》《世界农业》《安徽农业科学》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其余均为普通刊物;排名前30位的期刊中也仅有《农村经济》《教育理论与实践》为CSSCI来源期刊,《教育与职业》《继续教育研究》《中国成人教育》《黑龙江畜牧兽医》《江苏农村经济》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我国社会科学类论文质量评价依据主要看是否发表在CSSCI来源期刊上,其次看是否发表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学术界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研究的文献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一般而言,NVivo执行研究软件可使用图表、模型和其他可视化技术进行数据发掘。本章采用NVivo11进行词频分析,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研究文献数据库”中选取期刊论文作为分析样本,去除无用词,通过查询运行,得出一系列以关键词为单元的数据表。由表1-2可知,词频频次和频率较高的关键词是农民、职业、新型、农业、培育,其频次均在10000以上,频率均在2%以上,说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该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而较少关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研究,频次为3000,频率仅为0.65%。
在确定了词频数据后,通过查询功能中的词语云工具,将词频数据以“词汇云”的方式导出。结果发现,在导出的“词汇云”中,围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研究的期刊文献主要包括农民、职业、农业、培育、培训、教育、农村、政策、生产、经营、工作、管理、技术、服务、政府、体系、模式、机制、资源等19个关键词。
1.3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研究范畴
2012年3月~2018年6月,我国学者主要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的意义、演变、优化和执行等四个方面进行了研究,较好地推动了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体系不断完善。
1.3.1 关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意义研究
学者普遍认识到,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体系建设,对推动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张桃林(2012)认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基础性战略任务,一定要系统谋划、有序推进,特别要尽快进行顶层设计,探索制度安排和政策跟进的有效途径,加快形成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政策和措施体系,激励农业生产经营能人愿意留下来、大中专毕业生愿意到农村兴业创业成为职业农民,让更多高素质农民通过教育培训成长为职业农民。曾一春(2012)认为,要抓紧制度顶层设计,明确培养对象,建立和完善教育培训体系,落实相关配套扶持政策,努力实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的突破。张洪(2017)认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急需政策保障。闫志利和蔡云凤(2014)认为,建立和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政策支持体系已成当务之急。珮鑫(2015)、王庆云等(2015)、张中华(2016)认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需要政策的大力扶持和保障,政策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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