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本名田代琳，1966年生。有四部长篇：《耳光响亮》《后悔录》《篡改的命》《回响》。其中，长篇小说《回响》获得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获首届鲁迅文学奖，根据该小说改编的电影获第十五届日本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他的小说已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现为广西民族大学创作中心主任。

《耳光响亮》创作于1996年，是茅盾文学奖得主东西的经典长篇代表作之一。小说以七八十年代的城镇生活为背景，以牛翠柏的视角讲述了“父亲死亡”后，一家人的命运遭际。小说写出了60年生人在“精神父亲”消失后的迷茫、惘然与成长，真实再现了60年代生人的精神启蒙过程。该小说入围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被改编为电视剧《响亮》及电影《姐姐词典》，其中蒋勤勤因扮演牛红梅一角而获得第二十四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提名。

第一章

从现在开始，我倒退着行走，用后脑勺充当眼睛。那些象征时间的树木，和树木下纷乱的杂草，一一扑入我的后脑勺，擦过我的双肩，最后消失在我的眼皮底下。我看见时间的枝头，最先挂满冰雪，然后是秋天的红色叶片，然后是夏天的几堆绿色和春天的几簇鲜花。我马不停蹄地倒走着，累了就看看电视或倒在席梦思上睡觉，渴了就从冰箱里拿出易拉罐止渴。我沉醉在倒走的姿态里，走过20年漫长的路程。一顶发黄的蚊帐拦住我的退路，它像一帧褪色的照片，虽然陈旧但亲切无比。我钻进蚊帐，躺到一张温热的床上，想好好地放松一下自己。

我睡在20年前某个秋天的早晨，一阵哀乐声把我吵醒。我伸手摸了摸旁边的枕头，枕头上空空荡荡。我叫了一声妈妈，没有人回答，只有低沉沙哑的哀乐，像一只冒昧闯入的蝙蝠，在蚊帐顶盘旋。窗外不太明朗的光线，像是一个人的手掌，轻轻抚摸对面的床铺。我伸了一个懒腰，打了两声哈欠，朝对面的床走去。父亲已不在床上，只有哥哥牛青松还睡在迷蒙的光线里，鼾声从他的鼻孔飞出来。

我对着门口喊牛正国，何碧雪，你们都哑巴了吗？牛正国是我父亲的名字，何碧雪是我的母亲，这是我第一次直呼他们的大名。屋外静悄悄的，他们好像从这个世界消失了。我抓起床头的衬衣，匆忙地穿到身上，把第五颗纽扣塞到第四颗扣眼，用第一颗扣眼套住了第三颗纽扣，胸前的衬衣乱得像一团麻，正如我乱七八糟的心情。呜呜地哭着，我走出卧室，看见母亲坐在一张矮凳上。她坐得很端正，双手扶着膝盖，两只耳朵夸张地晃动，认真地聆听收音机里的声音。收音机像一只鸟悬在她的头顶，声音如雨点浸湿她的头发和眼睫毛，仿佛有一层薄薄的烟灰慢慢地爬上她脸蛋，她的脸愈来愈难看，愈来愈严肃。她轻轻地对我说：毛主席逝世了。

说这话时，她并不看我，试图从凳子上站起来，但她的身子晃了几晃，几乎又跌到凳子上。等她终于站稳，我发觉她的双腿像风中的铁丝不停地颤抖。我突然感到全身发冷，对母亲说爸爸不见了。母亲的目光扑闪一下，说他可能去学校了吧，但他从来没走得这么早。我朝窗外望了一眼，夜色在我凝望的瞬间匆匆逃走，白天的光线铺满街道，窗口下那团光线照不到的地方，依然黑沉沉的，像是夜晚脱下的一堆衣裳。

中午，朝阳广场上聚满了悼念毛主席的人群，我跟随母亲坐在兴宁国营棉纺织厂的队列里。太阳像一个快要爆炸的火球，烤干了木器厂的粉末，烧烂了路旁废弃的单车轮胎。许多人把书本和报纸盖在头上，他们的脸膛一半明亮一半阴暗，撕报纸的声音和放屁的声音混淆在一起。悼念大会还没有正式开始，我坐在母亲的肩膀上，看见整个广场被黑压压的人头淹没，妇女们结着辫子，男人们留着小平头，偶尔有几个光脑袋夹杂在人群中，像是浮出水面的匏瓜。会场的右角，静静地裂开一道口子，杨美一丝不挂地朝会场中央走来，用一张破烂的报纸蒙住双眼，身上的污垢像鱼的鳞片闪亮。在朝阳路、长青巷，几乎所有的人都认得这个从不说话、从不穿衣服、脑子里有毛病的杨美。没有人阻挡他，他所到之处人群纷纷闪开。眼看着他要走进棉纺厂女工的队列了，几个未婚的女工发出尖叫。这时，一位肥胖的公安从人群中闪出，像一座山堵在杨美的面前。杨美撞到公安的身上，就像撞到一只吹胀的气球上被弹了回去。杨美撞了几次，没有把面前的气球撞倒，便扭过身子准备改变路线。

公安用他宽大的手掌扯下杨美脸上的报纸，问他为什么蒙住眼睛？杨美的两颗眼珠望着天空，眼眶的下半部填满了白眼仁。一群小孩围住杨美喊：聋子、哑巴、坏蛋、神经病。公安说你也懂得害羞，懂得害羞就赶快回家去穿裤子。公安推了一下杨美。杨美突然蹲下身子，大声地哭起来。杨美的哭声中，飘出一串清晰的语言：主席不只是你们的主席，也是我的主席。你们可以悼念他，我为什么不可以悼念他？你们可以叫我坏蛋、神经病、流氓，不可以不让我参加追悼会。公安伸手去拉杨美，杨美的胳膊拐了几拐。公安说我不是不让你参加追悼会，只是你这样太不雅观。如果你真要悼念毛主席，那么请你先穿上裤子。杨美抬起头，望了公安一眼，说真的？公安说真的。杨美抬手抹泪，从地上站起来，说我这就去穿，我这就去穿裤子。

公安护送杨美走出会场。杨美用手掌盖住他的鸟仔，他的双脚已经跨出去几大步，但他的眼睛还留在女工的队列里。他的嘴角飞出几声傻笑，双手举起来做了一个猥亵的动作。我偷偷发笑，被母亲扇了一巴掌。我用双手捂住左脸，疼痛在我的掌心跳来跳去。这时，我看见兴宁小学校长刘大选朝着我们走来。

刘大选站在我母亲面前，双手背在身后。他说牛大嫂，牛老师呢？母亲说他不是到学校去了吗？刘大选说没有，学校里根本没有牛老师。全校的老师都到齐了，只差他一个。这么大的事情，他怎么不参加呢？母亲低下头，说也许他病了，他到医院看病去了。刘大选说是真病还是假病？母亲说真病，一大早他就上医院去了。说不定这一刻，他正站在病人的队列里，和大家一起开追悼会哩。刘大选说这样就好。说完，他转身走开，可是我的左脸还在火辣辣地痛。

追悼会的最后一个仪式，每个人都要走过毛主席像前，向他老人家三鞠躬。白色的头、花白的头、黑色的头、没有头发的头低下去又昂起来，他们脸上挂着泪水，慢慢地离开毛主席像，爬上单位的货车。货车弹了几下，伤心地离开广场。母亲的眼泪像断线的珠子，她用手帕怎么也抹不干。我对母亲说，你的眼泪把你的脸都洗干净了。母亲说你是小孩，懂什么，你的外婆她死得好惨啦。

回家的路上，江爱菊伯妈不停地用衣襟抹泪。她说我怎么哭也哭不过何碧雪，因为我只有一双眼睛，而她和她的儿子共有四只眼睛，你想想两只眼睛怎么哭得过四只眼睛呢？母亲突然破涕为笑，说老江呀，我们家老牛不见了，我真害怕出什么事。江爱菊说不会的，好好的太平世界，怎么会出事呢？母亲说好几个领导人在这一年死了，1月8日周总理逝世了，7月6日朱德逝世了，现在毛主席也逝世了。他们都逝世了，我们可怎么办？江爱菊说怎么办？我们可不能跟着他们死，何碧雪，你可别想不开啊。母亲说怎么会呢。

我们并没有把父亲牛正国的失踪当一回事，我们包括我的姐姐牛红梅，我的哥哥牛青松。我们想品行端正、言行一致、胆小如鼠的牛正国，绝对失踪不了，他那么热爱这个世界，何况他的妻子何碧雪风韵犹存，那么美丽动人，更何况他的三个孩子，也就是我们，那么出类拔萃。这样想过之后，我们决定杀一盘军棋。我们在餐桌上摊开塑料棋盘，然后为谁执红子谁执白子发生了争吵。那时候我们十分崇拜红军，连做梦都想当一次红军。我从牛青松手里抢过红色的军旗、司令和军长，牛青松说拿去吧，你把红的都拿去吧，红军也有吃败仗的时候。牛青松很快就把那些棋子竖起来，每一颗棋子都荷枪实弹充满杀气。摆着架势正准备厮杀的时候，我们才发觉没有公证。我们对着牛红梅的卧室喊牛大姐，快来给我们做一盘公证。牛大姐并不答应我们，她原先开着的卧室的门，在我们的叫喊声中嘭的一声关闭。那扇咖啡色的门板，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晃了几晃，冷冰冰的，像九月里的一根冰棒。我们不约而同地站起来，挤到门板前，从裂开的门缝朝里张望。为了争抢门缝，我们彼此动用了胳膊肘子和嘴巴。牛青松骂了一声我操你妈。我骂他野仔。骂过之后，我们又相视一笑。我们说她在换裙子。她在打扮。她又要去会她的男朋友了。

我们同时从门板边退回来，然后同时用肩膀撞过去。我们嘴里喊着一二三，肩膀便撞到门板上，沉闷的撞击声擦过我们的耳朵。门板一动不动。我们说再来。我们于是又喊一二三，又把肩膀撞向门板。门板还是一丝不动。我们便站在门前，齐声对着门里喊：牛红梅，请你给我们做一盘公证，仅仅一盘，我们求你了。我们已经摆好了棋子，现在我们斗志昂扬，开弓没有回头箭，拉开了架势就得杀。希望你认清当前的形势，为我们做一盘公证。我们现在是请你，等会儿我们会强迫你。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都得给我们做一盘公证。牛红梅，你听到了吗？

门哗的一声拉开，牛红梅像一只母狮子从卧室里冲出来，吓了我们一个倒退。牛红梅说听到了听到了我听到了，你们要拿我怎样？她把手里的木梳子当作武器，在我们眼前劈来劈去，然后劈到她的头发上，开始认真地梳头，把我们给彻底地忘记了。她突然变得温驯起来，一边梳头一边说，我没有时间给你们当什么公证，我还得出门办事。我们说办什么事？你一定又是去会那个男人。牛红梅笑了笑，脸上的两个酒窝像两个句号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她说会男人又怎么样？你们长大了还不是要会女人？这时，我们才发现牛红梅已经换上了一套裙子。淡蓝色的裙子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白点。我们说你打扮得像一只花母鸡。牛红梅把头一甩，长长的头发飘起来又落下去。她丢下梳子走出家门。我们对着她的背影喊牛红梅牛红梅。她根本不理我们。在我们的呼喊中，她显得很得意，屁股一扭一扭地，就像现在舞台上的那些时装模特儿，一扭一扭地走向大街。

母亲突然从我们的身后钻出来，对着走向大街的牛红梅喊道，你给我回来，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去约会。牛红梅转过身，眯着眼睛望了一眼西斜的太阳。我们发觉那一刻的阳光全部落在她的脸上，我们已经看不到她的脸蛋了。几秒钟之后，她的脸蛋又才从阳光里露出来。她说不就是下午四点吗？为什么不能约会。母亲说不能约会就不能约会，你给我回来！

牛红梅穿着那身漂亮的裙子走回家中。我们对她做了一个鬼脸，说给我们做一盘公证吧。她说去你妈的。说完，她把我们餐桌上的棋子全部掀翻。我们只好跨出家门，跑到巷子里打架。牛青松鼓足气，先让我在他的肚皮上打一拳，然后我再鼓足气，让他在我的肚皮上打一拳。我们像两位气功大师，你一拳我一拳地打着。母亲的声音从家里飘出来，她在叫我们的名字。我们肚皮下的气一下子就漏光了，像泄气的单车轮胎，懒洋洋地滚回家里。母亲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打架。我们说不就是四点半吗，为什么不能打架？我们想下军棋，但又没有人给我们当公证。我们不打架我们干什么？母亲说你们就知道打打打，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的爸爸失踪了？

母亲的脸上布满了乌黑的阴云，她刚刚哭过毛主席的眼睛，现在红肿得像熟透的桃子。牛红梅突然大笑起来，说我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说完，她用手拍了拍裙子，准备继续去会她的男朋友。母亲说你给我好好地待着，这不是大事什么才算大事？母亲只说了半截话，眼泪便一颗接一颗地掉下来。我说爸爸没有失踪，他的单车还放在车棚里。我的发现像一丁点儿火星，照亮了母亲的脸膛，她双目圆瞪，问我真的吗？我说真的。母亲说真的就好。母亲一边说着真的就好，一边跑出家门扑向车棚，我们紧紧地跟在她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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