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生平，卡尔维诺写道：“我仍然属于和克罗齐一样的人，认为一个作者只有作品有价值，因此我不提供传记资料。我会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东西。但我从来不会告诉你真实。”

　　1923年10月15日生于古巴，1985年9月19日在滨海别墅猝然离世，而与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
　　父母都是热带植物学家，“我的家庭中只有科学研究是受尊重的。我是败类，是家里唯一从事文学的人。”
　　少年时光里写满书本、漫画、电影。他梦想成为戏剧家，高中毕业后却进入大学农艺系，随后从文学院毕业。
　　1947年出版《通向蜘蛛巢的小径》，从此致力于开发小说叙述艺术的无限可能。
　　曾隐居巴黎15年，与列维—施特劳斯、罗兰·巴特、格诺等人交往密切。
　　1985年夏天准备哈佛讲学时患病。主刀医生表示自己未曾见过任何大脑构造像卡尔维诺的那般复杂精致。

01
清晨五点半，天下着雨，阿梅里戈·奥尔梅亚走出家门。他要去投票站，他在那儿当监票员。阿梅里戈穿过狭窄而蜿蜒的街道，走在石子铺就的残旧路面上。沿街破旧的房屋里肯定挤挤挨挨住满了人，但在那个星期天的黎明却毫无生气。阿梅里戈对这一街区并不熟悉，他从那些被熏得漆黑的墙砖上辨识着街道的名字，抑或是已被遗忘的捐助者的名字。他将雨伞倾向一边，仰起头，任凭雨水滴落到脸上。
反对派——阿梅里戈是左翼政党的成员——的支持者认为， 选举日下雨是一个好兆头。这是自战后第一次投票以来的惯有想法，当时人们认为，天气恶劣时，天主教民主党的很多选民——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或是老弱病残，或是萧条的乡下的居民——都会闭门不出。但是阿梅里戈没有如此心存幻想：现在已经是1953 年了，经过如此多的选举，无论风雨交加还是烈日炎炎，组织投票早已有条不紊。
试想一下，此次政府各党派要实施一项新的选举法（其他人都将其戏称为“《欺诈法》”），即获得50%+1 的赞成票的联盟将拥有三分之二的席位……阿梅里戈知道，政治上的改变是漫长而复杂的，不要天天对它抱有期望，就像不要天天期盼有好运一样。对他来说，就像对很多人来说一样，阅历的增长也就意味着变得日益悲观。
另一方面，需要我们日复一日为之努力的道德总是存在的。在政治中，就像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对于那些不是傻瓜的人来说，这两个原则很重要：永远不要抱有太多幻想，要一直坚信自己所做的一切皆可为自己所用。阿梅里戈不是一个喜欢奋勇向前的人，在工作中，比起功成名就，他更喜欢做一个正直的人。无论是在公共生活还是工作关系中，他都不是所谓的“政治家”。必须补充一句，无论是从“政治家”这个字眼的褒义还是贬义来说，他都不是。（根据人们给这个字眼赋予的含义来说，有贬义， 也有褒义。这一点，阿梅里戈还是清楚的。）他入党了，这一点千真万确，但不能因此说他是“积极分子”，他向往平稳安逸的生活，当他觉得某件事对他有用或者适合他时，他就不会退缩。在党组织中，其他人都认为他是一位精通业务且非常理智的人。现在，他们让他来当监票员。这是一项微不足道的任务，但又是非常必要且需要认真对待的，尤其工作地点是在大型宗教机构中的选举站。天在下雨，注定一整天要穿着湿乎乎的鞋了。

02
使用诸如“左派”“宗教机构”之类的通用术语，并不是因为不想称呼它们原本的名字，而是因为即使一开篇就宣布阿梅里戈·奥尔梅亚加入的政党是意大利共产党，以及投票站位于都灵著名的科托伦戈内部，就准确性而言，这一伏笔也只是浮于表面，无关痛痒。在意大利，对于“共产主义”一词，每个人根据各自的认知能力和经验赋予了它不同的意义，所以需要进一步明确，进一步界定意大利共产党在那个年代的意大利，在那种形势下的作用，以及阿梅里戈置身其中的方式。对于“科托伦戈”一词，每个人不但赋予了它不同的意义，甚至赋予了它完全对立的意义。科托伦戈还有另一个名字，就是“上帝仁爱小院”。假设所有人都知道那座庞大的福利院的作用是庇护诸多不幸的人——智障、畸形人以及那些只能隐藏起来不允许被任何人看到的人， 也必须确定它在市民的悲悯之心中的至高地位，即使在那些没有任何宗教观念的人心中，它也激发了人们的敬意；与此同时，它在选举争议中所扮演的角色则完全不同，它几乎成了弄虚作假、徇私舞弊、滥用权力的代名词。
实际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降，投票已成为强制性要求， 而各类宗教福利院成了天主教民主党的重要选票储备地，因此， 每次都有痴傻者，或者即将去世的老人，抑或由于动脉硬化而瘫痪在床的人以及缺乏理解能力的人被带去投票。在这种情况下， 既滑稽又可怜的趣事层出不穷：有的选民吃掉了选票，有的选民拿着选票站在投票的格子间里，自认为是在厕所里，于是就用选票解决了生理所需，而痴傻者中最具学习能力的则鱼贯而入，同时用合唱的方式重复着名单的序号和候选人的名字：“一二三， 夸德雷洛！一二三，夸德雷洛！”
阿梅里戈对此了然于心，他既不好奇也不惊讶，他知道悲伤且紧张的一天在等待着他。根据市政厅发放的工作签到卡上标明的指示图，他透过雨雾寻找着福利院的大门。他有种跨越世界边界的感觉。
该机构盘踞在几个人口稠密且贫穷的社区之间，占地面积庞大，堪比一个社区，包括若干幼儿园、医院、福利院、学校和修道院，几乎是一座城中城，四周围墙高筑，且制定有若干规章。机构轮廓呈不规则形状，这是一个通过不断遗赠、建设以及在接二连三的倡议下逐渐扩大的躯体：可以看见高墙之内的屋顶和教堂的哥特式尖塔，树冠和烟囱。道路将建筑群分割开来，空中走廊又将它们连接——就像有些老旧的工厂一样，是出于实用性而非美观性建造的——墙壁裸露，栅栏紧闭。建筑群对工厂的记忆不仅仅反映在外部，它们还必须具有与大企业创始人别无二致的实践才华和主创精神，只是这种才华与精神体现在扶弱济困上， 而不是生产和利润上。也正是这种才华与精神激励了那位天性单纯的牧师在1832 年至1842 年间，克服重重困难与误解，创立、组织并管理起这座具有新兴工业革命之规模的慈善丰碑。对他来说，他的名字——那个温厚的乡村姓氏——用来命名这个享誉世界的机构之后就失去了所有的个人含义。
……然后，在粗暴的民间俚语里，这个名字经过翻译就变成了一个嘲讽性的称谓，意为白痴、蠢货，根据都灵的习俗，甚至被简化为“科托”。因此，“科托伦戈”这个名字，在本来不幸的形象上附加了荒谬（此类事情在疯人院和监狱里也时有发生）， 同时它也是慈善救助和强大组织力量的代名词，现在，随着选举的到来，它还夹带了愚民政策、中世纪、恶贯满盈等诸多形象……
所有含义彼此交织。墙上的那些海报被雨水浇湿了，突然变得模糊不清，仿佛它们的侵略性都随着最后一晚的集会和进攻者的战斗而偃旗息鼓了，而前天，它们已经退化为胶水与劣质纸张混合的旧色斑驳。一层层浸透的纸张下，诸多对立党派的标志隐约可见。对阿梅里戈来说，事物的复杂性有时就像洋蓟的叶子，层层叠叠，清晰可分，有时又如同一团糨糊，黏黏糊糊，意义不明。
意大利统一以来这一段历史刚刚满一个世纪，不过已满是沉疴宿疾。即使他自称“共产主义者”（以及今天拂晓他按照党组织指示而行进在犹如海绵一样湿漉漉的道路中），他也不清楚科托伦戈这一世代相传的形式能走多远（阿梅里戈带着些许讽刺和些许严肃，看到在那些教堂的墙壁之间，在十八世纪理性主义的最后一位匿名继承人的角色中，哪怕是那些遗产中的一小部分也从未给这座囚禁了贾南诺的城市带来好处），以及通往下一段历史的出口还有多远。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前进（当时是通过“资产阶级内部矛盾”或“阶级危机的自我意识”取得的进步，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甚至惊醒了曾经的资产阶级分子阿梅里戈），或者更确切地说，最近四十年，主要体现在阶级斗争上。共产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国际力量，革命已经做好准备。（因此，这场角逐也吸引了阿梅里戈，尽管其中许多规则似乎是制定好的却又晦涩难懂，让人捉摸不透，但很多人有参与其中并建立了这些规则的感觉。）在参与共产主义的过程中，他总是一丝不苟，选择那些最为平凡普通的党派任务，因为他认为这些最有用，并且在这些方面，他总是做好最坏的打算，即使在他秉持的（另外的通用术语）悲观主义（这种悲观部分源于世袭，这种忧郁的家庭氛围让世俗的少数意大利人与众不同，每当获胜时他都会意识到他输了）的情况下，也要保持镇定，但又始终服从于更强烈的乐观主义，如果没有这种乐观主义，他就不会成为共产党员（所以首先要说的是：少数意大利人世袭乐观主义，他们相信他们每次输的时候都赢过；也就是说，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即使不是一回事， 那也是洋蓟叶子的两面），与此同时，与之相反的是意大利古老的怀疑主义、相对意识、适应能力和期待能力（也就是那些少数人的古老敌人，然后一切都变得错综复杂，因为那些与怀疑主义交战的人不能对自己的胜利持怀疑态度，不甘心于输掉，否则他们就会变得跟他们的敌人一模一样），而最重要的是，终于明白了本不需要很长时间就能明白的问题：这只是广袤无垠的世界的一角，事情覆盖面广泛，我们不说别处，因为别处无处不在（甚至在这种情况下，也有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参与，但前者更自发地跃入人们的脑海）。

前言
观察者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