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天人合一”思想涉及两个基本对象，一个是“天”，一个是“人”，对其哲学价值的挖掘体现着中国古代对世界的基本看法，简单来说，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中国的传统农业发展曾经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农业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中，基于以农为本的经济结构，中国古代思想家逐渐铸就了“天人合一”思想。这种思想强调天、地、人的和谐共生，注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个体身心的整体和谐，它是中国长期农业文明社会形态下的自然产物。
道家自然哲学，关注的中心问题，离不开“自然”与“人为”的关系。道家提出“大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讲究“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庄子·大宗师》），追求天人相应，天人协同，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道家的和谐理念，化作人格模式，能够遵循自然之法，通晓天地之德，兼顾自然价值与人的价值，弘扬生态伦理的智慧，达成万有同一的理想。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一个重要的命题，其蕴含的仁爱待物、自然无为、慈悲情怀等思想在客观上涉及了正确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平衡等问题，对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有一定的启示。
对“天人合一”的争论
中国古代在认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上，内容相当丰富，特别在“天人合一”问题上有多种观点，意见不一。孔子说“获罪于天无所祷”（《论语·八佾》），这是把“天”当“天神”；“天生德于予”，这是将道德中的“仁”与天命结合起来，“天”是义理的“天”；“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这是把“天”看成产生各种自然现象的天。
在对“人”的理解上，“天人合一”讨论者常常赋予“人”不同的含义，一种是“圣人”（《中庸》），一种是“人君”（《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有的还将“人”抽象为“人道”“人性”（《中庸》）。
在“合一”上，道家认为人要效法“天”，最高境界就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各物论》）；孟子的“合一”是指天命、人性、道德、教化一脉相通，“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董仲舒的“合一”是“天人感应”，“天”对人的主宰；张载的“合一”是人性与天道的合一，“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正蒙·诚明》）；程氏兄弟则认为“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二程遗书》卷六）；重农派认为是“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管子·五行》）。
“天人合一”议题概念虽多，但似乎可以归纳为三类：①天对人主宰，即人服从于“天”；②自然界的规律与人具有的规律是统一的；③协调人与自然界关系。
《易经》中的“天人合一”
《易经》把自然视为一个有序的整体。所以老子有云：“天道无为”。天道施恩惠于万生万物，而无选择的性质；天道施恩于众生，而不图回报；天道所作所为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天道博大，气象万千，但却是有规律可循的。所以，自然是一个自组织、自调节的系统。
人活在天地间，就要受到自然规律的支配，如果一味地与自然抗争，违反自然的规律，那么最终会受到自然的惩罚。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就是说真正的圣贤，其德行是与天地一样的，其明德与阴德是与日月一样的，其为人行事是顺应时序的。
《易经》认为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由阴阳二气构成，阴阳互相融合、互相消长、互相转化，和谐共处。合于自然就要把握事物的阴阳二气，倡导阴阳平衡，反对阴阳失调。这种平衡就体现在矛盾中求和谐，就要求同存异，在不同的力量之间达到某种和谐共处的局面。而和谐正是我们所追求的天地人共处的理想状态，即达到了天人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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