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的马克思主义者曾设想把南非从种族隔离的资本主义中解放出来，为此应实行两个阶段的解放计划：首先是开展一场民族民主革命，然后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非国大（作为南非共产党的盟友）将实现第一阶段的民族民主革命，而南非共产党则被赋予了实现第二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的使命。然而，这个两阶段的计划在黑人无产阶级受到压迫的情况下，和与白人无产阶级的利益相抵触的情况下面临着较大困难。如果白人无产阶级的利益与黑人无产阶级的利益相一致，即如能超越白人种族主义及其剥削，才能保证该方案的成功。然而，在白人霸权的历史条件下，实际情形往往并不是这个样子。例如，在南非，尽管白人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受到了压迫，但他们仍然受益于对黑人的剥削，比黑人无产阶级更容易获取生产资料。这就意味着获得或使用生产资料的白人工人越多，白人无产阶级对黑人工人的剥削就越大。换句话说，同资产阶级一样，白人工人对维系资本主义制度方面有着直接的利益驱动。在南非对黑人无产阶级的过度剥削中，所提取的剩余价值被部分地重新分配给了白人工人。因此，黑人工人创造的价值被转移到了白人工人身上，同样的工作却得到了更高的工资，住房、食物和衣服也得到了更好的保障。白人工人出卖了他们的劳动，因此他们的确是无产阶级，但他们同时还占有着黑人工人的劳动。对黑人劳动的占有使他们成为生产资料的部分所有者，因而成为相对于黑人工人的资本家。因此，白人无产阶级认为没有必要与黑人无产阶级组成一个统一的工会。因此，我们仍然可以在矿工工会、教师工会、公务员工会等组织内部看到种族隔离现象。例如，“全国矿工工会”是一个反对“团结工会”的黑人工会，而“团结工会”则是一个白人矿工工会。因此，白人工人与生产资料的此种关系实际上助长了一种维护反黑人种族主义压迫的反常利益，这种利益没有体现出马克思所说的工人阶级代表着普遍的人类解放的利益。
然而，杜桑等批评家很容易忽略的一点是，黑人（觉醒）意识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共产党两阶段解放计划类似，也设想了一个两阶段的革命战略，即意识觉醒和政治实践。然而，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共产党的战略不同，黑人（觉醒）意识运动的两个阶段的战略是重叠的。这一举动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假设，即在黑人获得完全的政治、社会、文化、经济甚至宗教解放之前，他们应该首先把自己从精神的奴役和统治中解放出来。换句话说，比科认为意识的转变是先于政治实践的。尽管精神自由和政治自由并不相同，但它们是相互关联的。一个原因是，除非一个人在精神上或存在主义意义上是自由的，并且能意识到这一点，否则他不可能为政治自由而战。另一个原因是，对任何压迫性的社会，如种族隔离制下的南非在为其压迫辩护时却诉诸一种谬误性的前提，即人天生就受到某种出生时就有的偶然因素（如种族或性别）的束缚，因而是不自由的。
比科对种族问题的思考一直是跨越白人阶级界限的。如上所述，当谈到种族压迫时，比科宣称白人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南非的问题就是白人种族主义）。在这一早期阶段，比科的立场与塞泽尔的立场产生了共鸣，塞萨尔从法国共产党退出的辞呈被比科引用多次。在信中，塞萨尔认为，种族主义既不能被纯粹的人类平等的自由主义观念所超越，也不能被化约为阶级意识。在他看来，任何超越种族主义的先决条件是黑人对自己的处境有了具体的认识。在写给莫里斯·索雷兹（Maurice Thorez）的辞呈中，塞萨尔明确表示，黑人问题不能被简单化约为无产阶级的问题。他认为，这两个问题是完全不同的：“很明显，我们的斗争——殖民地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有色人种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比法国工人反对法国资本主义的斗争更复杂，比较合理的看法是它们是完全不同性质的斗争，无论如何，这场斗争绝不能被视为是阶级斗争的一部分、一个片段。”（1956/2010：3）杜·波伊斯、雷罗伊·琼斯（又名阿米里·巴拉卡）、毛拉娜·罗恩·卡伦加（Maulana Ron Karenga）和早期的马尔科姆·艾克斯这样的非裔美国思想家也都把种族置于阶级之上。例如，卡伦加曾说：“国际问题是种族主义，而不是经济。白人是种族主义者，而不仅仅是资本家。种族排除了经济因素，即使它没有完全消除经济因素，也使这个因素最小化了。因此，我们认为今天的问题不是一场阶级斗争，而是一场全球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in Allen 1990：166）事实上，比科也超越了南非种族主义的界限（就像杜·波伊斯、卡伦加、琼斯、马尔科姆·艾克斯和卡迈克尔那样），走向了种族问题的全球概念。他认识到种族主义已经成为影响整个“第三世界”的问题，“黑人（觉醒）意识的高涨成为在整个所谓‘第三世界’都表现出来的现象”（1996： 49）。因此，在比科看来，针对黑人的种族主义在全世界都很猖獗，这是毫无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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