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西周考古与音乐史（下）
西周时期，周人建立并逐步完善了以编钟和编磬为主体的“乐悬”，作为象征各级贵族的等级和权威的配享制度。因“礼乐制度”的推行，殷商一度繁荣的青铜乐器在西周时期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仅乐器品种丰富，性能上也进一步优化。
西周初期，殷商时期*重要的青铜礼乐器编铙在中原地区已不再盛行，但偶有出现。据统计，目前考古发现的西周编铙仅3例，即1980年陕西宝鸡竹园沟13号伯墓出土的铙①、1993年河南洛阳市林校校园内一车马坑出土的3件套编铙②及1997年河南鹿邑长子口墓的2套、6件编铙。竹园沟铙仅为一散件，墓葬的时间虽为西周的成康之世，但此铙很可能为殷商之孑遗。洛阳林校编铙为一完整的全套，鹿邑长子口墓的编铙为罕见的2个全套同出，但因进入西周以后，这类编铙已不再生产使用，可以判断其应该都是前代遗物。
西周前期，殷商时期在南方赣-鄱流域流行的礼乐器大铙，仍在广泛使用。比起北方编铙，考古出土的遗物更为丰富。料想南方的扬越人远离周人的政治权力中心，他们生活在盛产铜矿的地区，也掌握着高超的青铜冶铸技术，有着顽强的民族文化。其时周人政权初创，自身的礼仪制度亦尚在健全之中；另外，周人所创“乐悬”的核心乐器甬钟，恰恰源自南方的大铙，其后随之加入乐悬的乐器镈，也为扬越人所发明。凡此均可说明，周人与远在江南的扬越民族并无太大矛盾，与周人正面敌对的是殷商民族。甚至，周人与扬越人还曾同仇敌忾，共同对付殷商民族的压迫。故周初扬越人使用大铙的传统习俗，一时在江南继续流行，顺理成章。其后，随着西周统治力的逐渐稳固和加强，周人的礼乐制度趋向完善并强势推行，南方的大铙文化才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为周人的甬钟文化所替代。
大量留存至今的音乐考古学资料表明，有关西周音乐及其音律体系的出土文物，与其前朝殷商相比要丰富得多。特别是西周以后发展起来的编钟，这种特殊乐器因其青铜材质的耐久性，有丰富的实物在地下得到较好的保存，保留了相对可靠的音律音响，甚至还有关于音律的专门技术理论的铭文。这是当时竹木皮革类乐器，甚至是一些陶土、玉石类乐器难以比拟的。同属于乐悬的编磬，虽因其造型及材质特性，能完整保存至今的不多，但尚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音律、音阶等音乐本体的信息。西周乐悬流芳两三千年，成为音乐考古学家认识中国古代音乐本体的*有关注价值的对象之一。
《尚书》云：“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在治忽。”③其“六律”的记载，表明音乐上的十二音律体系，至晚在周代已经确立。大量考古资料证明了当时乐律理论的进步，《尚书》的记载应为可信。不晚于西周昭王之世（前995～前977年）的湖北随州叶家山111号墓葬，证明了中国在先秦音乐科技方面的重大成就——双音钟铸调技术，至晚在此时已经毫无疑问地确立了。
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方面，由于历史文献的逐步增多，特别是现代考古学资料的不断丰富，在西周这一阶段出现了重要进步。这一点，可以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册）④中设立的专门断代章节——“第三章 西周”为标志。通过对西周编钟的研究，“周乐戒商”这数千年的历史疑案逐渐被揭开。因汉儒之手搅浑了的西周礼乐制度之水，今借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得以逐步澄清，使人们获得了更为真实的历史认识。
第一节 西周乐器考古
中国先秦的文献中关于西周音乐和乐器的记述已经十分丰富。根据杨荫浏《中国音乐史纲》⑤统计，先秦文献记载中提到的“上古期的乐器”不算同器异名，就多达8类82种，这些乐器于西周时期便已出现。西周时期，除了编甬钟等新创乐器之外，夏、商时代的乐器基本上应有尽有。西周音乐考古中发现的乐器实物或图像，比夏、商要丰富得多。又由于西周初期，统治者将礼乐制度作为根本国策大力推行，作为这种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乐悬”泛滥，甬钟、特镈与编镈、特磬与编磬等乐悬乐器快速发展，又因这些乐器的“金石”材质具有天然的耐久性，伴随着当时人们盛行的事死如生的重葬观念而被大量保存了下来。西周时期相关的音乐考古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一、文献中的西周乐器
《尚书》是中国*古老的几部文献之一，其关于古代音乐和乐器的记载屡见不鲜。《尚书 舜典》已经有了“八音”之说：
帝曰：“夔（音kuí）！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八音”，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也是已知人类历史上*早的乐器分类法。它根据制成乐器的不同材质，将当时流行的种类繁多的乐器分为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类。《尚书》所言“八音克谐，无相夺伦”，明确指示乐正夔掌管宫廷音乐教育事务，应该使各种乐器音律和谐，不可乱了音律的规范、次序。《尚书 益稷》又记述了夔的回答：
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皇来仪。”
大意是说夔通过各种乐器演奏音律和谐的音乐，成功地主持了一场隆重的祭祀礼仪。其中提到的乐器，有鸣球（玉磬）、搏拊琴、瑟、下管、鼗鼓、柷、敔、笙、镛、箫等多达十余种。
《诗经》也是中国*古老的几部文献之一，其中包括很多西周时期的作品。有的是采自民间的歌谣，如《豳风 七月》之类；有的则用于朝廷庙堂，收入《雅》《颂》。一些诗篇有明确作者，如《大雅 烝民》为周宣王时尹吉甫作。也不乏有关当时乐器和音乐活动场面的生动描述，如《大雅 灵台》有“贲鼓维镛”“鼍鼓逢逢”；《小雅 鼓钟》有“鼓钟伐鼛（音gāo）”；《大雅 绵》有“鼛鼓弗胜”。光“琴瑟”一语，《诗经》中就屡屡出现：《周南 关雎》的“窈窕淑女，琴瑟友之”；《鄘风 定之方中》的“椅桐梓漆，爰伐琴瑟”；《郑风 女曰鸡鸣》的“琴瑟在御，莫不静好”等。
特别是《三礼》《三传》，相关音乐活动与乐器的文字内容更为丰富。其中出现了如《周礼 大司乐》《礼记 乐记》《尔雅 释乐》等记述音乐内容的专门篇章，相关的乐器和音乐活动场面、制度的描述，更为具体而详尽。虽然说，这些文献已经汉儒之手的整理，其中不乏后世留下的痕迹，但是它们保存了大量周代音乐文物和制度的内容，应该没有疑议。
从有关西周时期的考古发现看，文献中提到的大部分乐器，已难以找到对应的出土实物，如排箫、笛、管、鼓、琴、瑟等。不难想象，这些乐器由于所用制作材料的原因，极难保存到今天。考古发现本身也有着极大的偶然性。今天的发掘中所能见到的音乐文物，主要还是材质耐久性较好的铜器、石器和陶器。
二、考古发现的西周乐器
在两周时期的考古发现中，出土的青铜乐器有甬钟、镈、纽钟、编铙、大铙、铃、钲、铎、句、越式圆钟、于、铜鼓等。其中除了铜鼓之外，前11种基本的形状、构造及发音原理大体相近，一般统称为钟类乐器。一些被赋予旋律性能的钟类定音乐器，被称为“青铜乐钟”，或简称“乐钟”。中国*早的青铜乐钟可追溯到殷商时期流行于中原地区的编铙。编铙3件成编，大小成序列，应该具备了一定的音律关系。西周的乐钟主要为编甬钟和编镈；纽钟出现于西周末、春秋初，是音乐性能较为成熟的乐钟。南方吴越民族使用的句和越式圆钟，应该也有了一定的旋律性能，可为乐钟。其他如铃、大铙、钲、铎、于等类乐器，虽然形貌和结构上有着一些与乐钟相似的基本因素，且地位同样显赫，但均为非旋律乐器，不入“乐钟”之列。
西周乐器中的甬钟、镈和纽钟，均为地位不凡的乐悬成员。甬钟是西周乐悬的主体，为西周初期统治者在制礼作乐中确立的新型钟，是必须要重点介绍的对象。据研究，甬钟的形制及乐器性能，是在南方大铙的基础上，结合殷商编铙的音乐旋律性能改制而成的，并非单纯与殷商的编铙或大铙一脉相承。镈也是*早出现于南方湘水流域及其邻近地区的一种青铜乐器，在西周的礼乐制度中逐渐为统治者所采用，并发展为定音乐器编镈。纽钟主要是因钟类乐器旋律性能的需要应运而生的。纽钟在西周的末期初露端倪，一进入春秋，就很快成为乐钟舞台上的一大主角。
与甬钟同为“乐悬”主体的，是编磬。编磬也是因西周礼乐制度的推行而获得快速发展的重要乐器。编磬已出现于商末，但仅为个例。比较公认的商代编磬，仅有于省吾旧藏、出土于殷墟一坑的“永余”“永”“沃余”3件套编磬，几乎就是孤证。进入西周，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观：西周的编磬出土，已是屡见不鲜。仔细分析，编磬与甬钟一样，也是随着礼乐制度中的乐悬从草创到发展，再到完善成熟，逐渐推广开来的。迄今所见西周早期的音乐考古发现中，尚未见有编磬出土。统计表明，仅有陕西扶风齐镇、陕西扶风云塘、山东胶县张家庄、河南淅川下王岗、湖北随州毛家冲出土的数例特磬。西周早期的一些重要墓葬，如湖北随州叶家山111号墓的1件镈和4件编甬钟，陕西竹园沟等几座伯墓的3件套编钟出土，都不见有编磬同出。显然，此时的编磬，并没有被周初统治者关注而被纳入乐悬。而此时编钟的3件套制式的采用或为主流，应该是周初借用了殷商3件套青铜编铙之礼乐遗风。孔子所谓“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即此用意。至西周中期早段的长甶墓，仍只见3件套的编钟而未有编磬，可见此时的乐悬仍未有编磬的身影。考古资料表明，编磬加入乐悬的时间大约在西周的中期或稍早。*早的例证，目前可推陕西长安张家坡井（邢）叔墓及其夫人墓。1984年发掘的157号大墓，墓主为第一代井叔，出土有编磬，经拼对至少有5件。⑩随后又发掘了井叔家族墓地的其他几座墓葬，其中之一的163号墓出土编甬钟3件11，2件完整，出土于墓底；1件仅存钟甬，发现于盗洞之内。同出编磬残件多块，数量不明。通过骨骸鉴定，推测M163的墓主人应为M157墓主井叔的夫人。二墓的年代相当，约在西周中期的懿王之世。至西周晚期，编钟逐步增扩成8件套、16件套，“钟磬和鸣，相得益彰”的现象蔚然成风。晋侯墓地的8号墓（即晋侯苏墓，墓中的编磬当为编钟增扩为8件套甚至16件套时才加入乐悬的）、9号墓、33号墓、91号墓、93号墓，大量编磬与编钟配套同出，已是屡见不鲜了。由此看来，西周乐悬中的编钟、编磬制度基本成形的确并不太早，应与陕西长安张家坡井（邢）叔及其夫人墓的年代相当或稍早，约在西周中期的懿王之世。
周人的礼乐重器镈，同甬钟一样，为周人取之于扬越，以单件使用的非定音乐器，逐渐加入了周人的乐悬，后一跃而为成编列的编镈。这一事实说明，周人对赣-鄱流域的扬越人、江浙一带的于越人，并没有如对商人那样强烈的敌意。考古资料表明，周人很早渗透至江汉平原及江南一带。湖北随州叶家山墓地，为曾侯乙500年前的先祖，周的姬姓王族南公，在周初已经在江汉一带立国。同样，周初太伯奔吴的故事，也证明了姬姓王族早已深入到于越，断发文身，筚路蓝缕，建立了周人的诸侯国家。
除了乐悬钟磬，还有一些乐器在殷商时期已经成熟，达到其发展的巅峰，如陶埙。目前发掘的保存较好的西周墓葬中，再未见到像殷墟妇好墓中那样制作规范、工艺成熟，与编铙配套的3件套五音孔陶埙，还有琴瑟之类弦乐器，排箫、笛、管之类吹奏乐器，柷、敔、鼍鼓之类木革打击乐器。文献资料已表明，西周时期这些乐器已经普遍使用，而且技艺成熟高超。但在考古实践中，可能由于其材质的耐久性不佳而难见实证。前述柞伯簋的铭文中提到周康王在进行大射礼时，赏赐给柞伯一套乐器，有柷和朄（音yǐn）。相传柷是流行于周代的一种木制打击乐器，用于起乐，朄是一种小型的鼓类乐器。这些乐器以往仅见于文献，从未有实物。今虽仍只是文字记载，却是考古发掘出土的西周早期青铜器实物的铭文，柞伯簋也可算得上是当时的第一手证据，值得重视。
夏代即已出现了铜铃。至殷商时代，青铜铃铛已经普遍使用，但与人们音乐生活直接相关的出土资料甚为罕见。陕西庄白窖藏中的一组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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