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有什么奇怪呢？”我问道——因为我在大主教面前从来都是毫无忌讳地说话。“这种处理盗窃犯的方法既不公正也不是社会所期望的。作为一种处罚，它过于严厉了，但是作为一种威慑，也是无效的。小的盗窃罪不足以处以死刑，而如果只有盗窃才是他们获得食物的唯一办法的话，世界上死刑也不能制止人们盗窃。在这方面，你们英国人和其他很多国家的人一样，使我想到不称职的教书匠，他们宁可灌输学生而不去教育他们。一个好得多的办法是为每个人提供谋生之道，而不是对之施以可怕的刑法，这样任何人就不至于冒着始而盗窃继而被处死的危险。”
“对此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规定，”律师回答说，“有很多营生他们可以做。田地里也总是有活需要干。如果他们想老实谋生的话，也不困难，但是他们还是有意选择走犯罪的道路。”
“你不能轻易摆脱这种情况，”我说，“我们暂且不论那些残疾的±兵，为了国王和国家在对内或者对外战争中致残——或许是与康瓦尔叛军作战，或者是不久前与法国作战。当他回到家园，却发现由于身体致残已不能从事先前的行当，由于年龄太大又学不了其他行当。依我来说，我们暂且不考虑这些人，因为战争只是断断续续的现象。我们就来说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
“首先，大批贵族像雄蜂一样靠别人的劳动养活自己，换句话说，靠在自己田庄上做活的佃农养活自己，通过不断提高租金压榨他们的血汗。因为这就是他们唯一的赚钱的方法——否则的话他们总是过度铺张浪费，很快破产。而且还带有一大批游手好闲的随从，他们从未学习过任何谋生的手段。他们的主人一旦亡故，或者他们自己一旦生病，就会立刻被赶出去——因为那些贵族宁愿养活那些闲客，也不愿养活病号。贵族的继承人也往往无力像先人那样维持偌大的门户。这些人如果不借用暴力，就只好挨饿。他们还有别的办法吗？当然，他们可以四处流浪直到衣衫褴褛、身体虚弱不堪。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绅士会屈尊雇用他，农民也不会冒险去雇用他——因为他不会为了些微薄的报酬和温饱而老老实实地拿起锄头汗流浃背地帮一个穷人干活，他们在奢侈中长大，并习惯于穿着军装大摇大摆，看不起任何其他的邻居。”
“但是，我们要加以鼓励的就是这种人，”律师反驳说，“在战争年代，他是军队的支柱，因为他比普通的商人或者农民都更有精神和自尊。”
“你或许也会说，”我说，“为了战争的目的你必须鼓励盗窃。好吧，你们肯定少不了盗窃犯，只要你那样看待那些人。当然，你的确是对的——盗窃犯确实能成为能干的兵，而兵也能成为有事业心的盗窃犯。这两种职业有很多相通的地方。然而，这种毛病在你们国家尽管很猖獗，但它并不仅限于英国。它实际上流传于整个世界。比如法国，就患有一种更加严重的灾难。即使在和平时期，整个法国到处都挤满了雇佣兵——如果你这样称呼的话——这与英国养一批懒散的随从的原因很是一样。你知道，专家决定，为了公共安全必须拥有一支强有力的常备军，包括的主要是老兵——因为他们不太信任新兵，他们精心地发动战争以锻炼这些新兵，使他们盲目杀人就像是塞拉斯特所说的不能放着手不用，”就是要不断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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