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讲到，苏格拉底被审判的时候，为自己作了各种各样的辩解。他本来有很多机会不被处死或者免于处罚的，但是他好像存心要激怒雅典人。他不愿意接受对自己罪名的指控，但又拒绝让自己的妻儿老小来求情。而在当时的雅典，被告人让自己的妻小来争取人们的同情心是通例。在柏拉图关于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的其他几篇对话里面记载，有人告诉他，可以花钱买通看守然后逃跑到异邦，他也拒绝了。
在《申辩篇》里面，有人提议让他出点钱接受罚款，对这一点他倒是欣然同意了，但是他提出来是非常小的一笔钱。大概相当于我们说，行，我错了，罚我一分钱吧！这反倒加倍地激怒了那些公民，所以出现了非常有趣的情形：在判定苏格拉底有罪的时候，同意他有罪的人，比后来同意判处他死刑的人还要少。也就是，同意判处他死刑的人，后来反倒更多了。他好像存心在激怒雅典人，好像是在一心求死，所以后来有人评论说，苏格拉底好像非常希望自己很早地成为一个烈士，希望自己在雅典获得一个特殊的地位。
关于苏格拉底的审判，或者苏格拉底之死，这在西方文化史上一直是人们不断讨论的话题，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至少对于他的亲传弟子柏拉图来说，这完全地改变了后者的生活。柏拉图是个富家子弟，他年轻的时候就被苏格拉底所吸引，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寻求智慧的事业，他和苏格拉底一样，要寻求一种善，要寻求一种完满的生活，要寻求一种经过审察而站得住脚的生活。
柏拉图从苏格拉底之死看到了什么？我们谈到柏拉图那本《理想国》里面对政治制度的设计的时候会看到，柏拉图大概是绝对不会同意民主制度的。民主制度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是一种多数人说了算的制度。到今天为止，世界上大概绝大部分国家都会认为自己是民主制度，只不过认为自己实现民主的方式不太一样而已。很少有国家敢于公然说，不民主的才是好制度。但是在西方自古至今的思想史上，民主是不是就是一种最善最好的制度？
这是现代政治思想史上反复谈到的一个论题。民主制度不见得是一种最好的制度，因为多数人并不就天然意味着道德和智慧上的优越性。但是相比其他制度来说，它最不坏，或者说，它的好处相对来说更多，风险更小。它不是一个最好的东西，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追求最好的东西，而只能够在不那么好的东西当中，选一个危害相对比较小、好处相对比较多、比较可靠的这样一种制度。至少在柏拉图写的《申辩篇》里面，苏格拉底是被民主制度、被多数说了算的制度，判处死刑的。这大概对柏拉图的影响是非常之深刻的，之后我们还会再看到这一点。
关于苏格拉底我们讲了不少，大家读《申辩篇》一定有各自不同的感受。通常认为，通过摆事实讲道理，那么面对同样的材料，好像大家都会得出同样的结论来。常识的观点总认为，面对同样的事实，人们总能达成一致的意见，否则一定有人在捣乱或者他在德行和知识方面尚有欠缺。其实问题没有这么简单。
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很通俗的例子：面对半杯水，乐观者和悲观者就有不同的看法，一个看到还有半杯，另一个看到只剩下半杯了。稍微复杂点的例子：有人曾经谈到中国古代司法的灵活性，县官判案时，同样的案情，想要轻判时，就说“虽然罪责难逃，毕竟情有可原”，想要重判时，就说“虽然情有可原，毕竟罪责难逃”。
有一次我参加一部有关俄国思想的新著讨论会，有人提到某个名人的名言，说是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就明白了他笔下的俄罗斯人必须要沙俄的暴政才能有效地统治。但在我看来，同样的事实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即产生这些可悲而又可恨的人物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统治太不人道，没有存在下去的合理性。
也许各位在此之前对于比如说苏格拉底和卢梭的了解，都是一张白纸，等到大家读过《申辩篇》和《忏悔录》，大概就会得出非常不同的苏格拉底或卢梭的形象。西方人说：“一千个读者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当然哈姆雷特毕竟还是哈姆雷特，他还是犹豫不定而非果敢坚决的，是面对很多身份的纠葛而陷入矛盾的，是长于思索而钝于行动的。这是他基本的特点，无法摆脱。但每个人心目中的哈姆雷特又必定有所不同。所以，我们来读这样一些东西，总会得出一些不同于别人的观点，也会在不同的解读中感受到不同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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