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分裂的世界”：政治哲学史视阈中的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研究》：
在古希腊，个人只有依附于城邦才能生存，也只有在所隶属的城邦中才能获得自己生存的价值和尊严。一个人的全部生活以城邦生活为开端，考察人性也必须植根于所处的城邦。严格地说，城邦并没有完整意义上的个人，个人以城邦公民的形态存在。城邦等级划分和制度设计与人的天性内在符合，有利于城邦公民和平共处，因而符合自然正义法则。在古希腊，城邦的价值要远远高于、优先于个人，离开城邦，个人的尊严、价值、权利都没有根基。因此，个人德性和价值的实现就在于完全献身于城邦和公共利益，它要求人们除了城邦之外自己不应该拥有任何东西。古希腊坚持城邦（社会）优先于个人的价值原则，每一个人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城邦的决议和安排。需要注意的是，个人所具有的公共精神并不是自我意识成熟之后理性选择的结果，个人与共同体的统一是以共同体的绝对优先性为前提的，个人所信奉的价值准则是共同体极力维护和推行的带有普遍强制性的价值准则。然而，熟知古典思想的马克思从中看到了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参照系，与古希腊城邦个人与共同体统一的公共性社会不同，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是一种私人社会，是一个人与人相互分裂的社会，是一个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占支配地位的社会。
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两种经济活动：一种是为生活提供必需品的经济活动，这类经济活动是有限度的，它以生产使用价值为目的，以城邦公民的实际需要为前提；一种是以牟利为目的的经济活动，这类活动是违反自然和人的本性的，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活动即是这类活动，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它符合亚里士多德对唯利是图和财富没有止境的观念的界定。“其一便是专以聚敛财富（金钱）为能事，另一却为生活而从事于觅取有限的物资。”亚里士多德赞扬了第一种经济活动，认为这种谋取生活必需品的方式是自然的和必须的，它以实现人的德性生活为前提，并不以无限度地占有财富为宗旨，而是为了占有必要数量的生活所需的使用价值。对于第二种经济活动及其对共同体的破坏作用，亚里士多德有充分的警醒，有些人不知道什么是德性的生活，把人生的要图看作无止境地增多货币，他们认为人生的快乐在于物质的快乐，因而把自己的一切才德都投身于赚钱的事业。亚里士多德举例，军事技术是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医疗技术是为了使人健康，其本来目的都不是为了赚钱，但是这类经济观念却使医疗和军事成为致富的手段。而这就使灵魂屈从于身体、理性屈从于欲望，颠倒了经济与伦理政治的关系，因而使公共性趋于瓦解、私人性日渐兴起。亚里士多德试图发展出一种以使用价值为核心的经济体系，它有利于正义的共同体的实现和人们过一种共同的生活，或者说经济活动并不具有自足性的意义，它是维持城邦共同体的一个必要部分，一切经济活动都要以公民德性实现和保证城邦政体优良这一伦理目标为前提，因而经济从属于政治和伦理。亚里士多德“试图发展一种‘经济体系’，它有利于正义、友谊和可持续的、具有人情味的共同体的实现。他对这样一个共同体的要求事实上相当于对一种正义的经济关系的定义，资本主义社会违背了这种经济关系，这正是它不正义及最终自我灭亡的表现”。资本主义时代是一个高度私人性的时代，在马克思看来，它把亚里士多德的第二种经济活动看作占据支配地位的活动形式，取代使用价值，将交换价值从手段提升为目的，并以此为根基建立自身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但是这种经济制度违背了它的原初意图：培育德性生活和维持人类共同体。
如果说基于德性、分享、相互帮助和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经济形态才能维持共同体的存续，那么以私人利益无限度增长为目的的制度和伦理体系必然破坏人类的团结和统一，使整个社会缺乏统一起来的“伦理共识”，人类的一切社会关系都还原为金钱关系。活跃在社会舞台上的是私人的利益和需要，个人不仅把他人视为工具，而且也把共同体视为工具，个人与共同体发生了分离，共同体不再作为社会统一起来的纽带和个人行为的根据，因而社会生活必然陷入分裂和瓦解。“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古希腊个人与共同体统一的公共性思想为马克思观察资本主义社会的分裂特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背景，或者说古典的公共精神使马克思反观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私人性更加违背人的自由本质。资本主义时代生产的目的已经严重背离了古典政治哲学对生产和劳动的界定，这种界定强调的是共同体的需要、分享和公民德性的实现。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古典社会的根本特征是经济从伦理和政治中解放出来获得了自足性的力量，这种力量作为异己的存在控制人自身，而这种力量在古典时代却是由人控制的。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一特征，是以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的古典思想家所描绘的经济是以伦理和政治为宗旨的共同体为背景的。在古典思想家关于城邦公共精神和共同体思想的参照下，资本主义社会的私人分裂特征更加清晰地呈现在马克思的脑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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