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阳，硕士，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方哲学经典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和研究”（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西方哲学翻译史”（2011年），四川省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项目“贺麟的西学译介和西学研究”（2012年）及多项西南科技大学教改项目。参与编著《翻译与翻译教学》《新视域实用大学英语》《新世纪海外英语》等教材；发表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 in China and its Influence on Chinese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Last Century、《<资本论>法译本、英译本、中译本的历史考证》、《贺麟的西学译介和西学研究》等研究论文20余篇。多次荣获绵阳市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主要研究方向：译介学（西方哲学汉译）、中西文化交流史、翻译史。
　　
　　田召见，博士，四川大学出国留学人员培训部（出国留学预备学院）副教授。参与编著《认知语言学理论与应用》《常用语汉英多种表达手册》等7本著述；参与编撰《**英汉双解八用词典》；发表Reverse Thinking is also Needed in Translation、《论霍克思<红楼梦>译本名为The Story of the Stone的动因》、《论模糊语义的特征》等研究论文10余篇。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红楼梦》翻译研究、语言学。

　　《西方哲学经典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和研究》：
　　一、中国文化出路的争论
　　1933年7月，上海的《申报月刊》以“中国现代化问题”为主题，刊出创刊周年纪念特大号。编者在前言中指出，这次讨论是在世界经济危机导致中国国民经济衰落和东北四省沦陷的背景下举行的。当时，大量的学术界知识分子参与到现代化问题的讨论中，如陶孟和、樊仲云、吴泽霖、金仲华等。在讨论的过程中，他们对现代化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争论不休，且对于这样的大问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但是，在这样的讨论中，有一个观点却占了上风，就是在中国今后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应着重经济的改造与生产力的提高。这是中国思想界就中国社会发展取得的一个新认识。由此可以看到，这场讨论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东西文化争论之思想相联系，但不同的是，它已经不再停留于东西文化抽象的空洞争辩之上，而是面对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具体提出了必须采取切实步骤来加快实现现代化的现实问题。实际上，这场讨论可以说是中国知识界对复杂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极端严重的民族危机做出的思想反应。上述看法的提出说明，中国思想界对世界潮流的认识还是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1935年，陶希圣等十位教授联合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借“文化建设”之名，反对和阻挠国外进步思想的输入与传播，由此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热烈讨论。实际上，这场争论不只是事关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而是从这里引出对中国出路的探讨，即有关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大争论。在争论的过程中，站在“本位文化”对立面的是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但这种观点刚刚一亮出旗帜就遭到了各方面的批评与责难，不久便昙花一现地再无人提及了。倒是讨论过程中提出的两个观点引起了整个中国思想界的重视：第一，不同于“五四”时期那样对文化问题进行的争论，认为好的就是绝对好，坏的就是绝对坏，而是主张不论对待中国文化还是对待西方文化，都要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正是通过这样的讨论，“本位论”与“西化论”逐步接近起来，最后形成了一种新的认识，即用“现代化”来取代“西方化”“中国化”等概念。第二，在具体分析中还认识到，中西文化的不同是农业经济文化与现代工业文化的不同，从而使中西文化比较从文化层面扩大到了经济层面。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把“西化”改变为“现代化”的看法之提出，这引起了哲学界的广泛关注。正如冯友兰当时所说：“这表示，一般人已渐觉得以前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的，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的，而是因为它是近代的或现代的。我们近百年来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的，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的。这一个觉悟是很大的。”①虽然这种认识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就有人提出过，但到这个时候才被中国思想界乃至一般的普罗大众所普遍接受，这一觉悟的确是“很大的”，这是他们对世界潮流与中国社会发展方向认识深化的具体表现。
　　这些讨论或争论，虽是在知识界中进行的，但它在一定意义上却是国内对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强烈愿望在文化思想上的真实反映。通过这些论争，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特别是其中的一些进步力量——对世界形势及其发展趋势与中国国情和出路的认识，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尤为可贵的是，他们还把这种认识或觉悟变为行动。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他们认为，抗日战争是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也是关乎中国现代化前途的关键。因此，他们进一步提出，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振兴中华，在全民抗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过程中，必须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人手，以使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顺利地走上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实际上，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以坚强的意志和特有的智慧，确实从各个方面为中国现代化积累了经验，为主动的社会现代化提供了一些民主的姿态，如给各派政治势力以合法的地位，减少了对政权机构与新闻舆论的监控，从而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了朝民主化发展的趋势。不论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才培养与教育工作，所有这些方面的现代化因素之积累都大大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代，西方哲学的翻译与传播也显现出难得的繁荣。
　　二、民国时期西方哲学翻译传播的任务
　　现代化问题下的文化争论直接向处于民族危难之中的中国人提出了一个艰巨的任务：为什么要引入西方哲学？答案当然是为了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而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前提是民族独立。鸦片战争的教训使中国人深刻认识到，只有实现民族独立，才能在现代化进程中摆脱被动局面，真正走上现代化道路。要达到以上的目的，就必须提高全国人民的精神觉醒程度，首先便是民族独立意识的真正产生。这一时期，虽然民族独立意识在不断增强，但对于全国绝大多数人来说，其并没有成为全民族的共同意识，这既是现代化文化因素的积累，也是当时中国社会发展对西方哲学的翻译与传播提出的任务。
　　在着手这项工作时，中国学者从总结新文化运动的得失人手，认为“五四”时期开展的启蒙运动虽然在形式上有过轰轰烈烈的壮观景象，对中国人的思想束缚之解放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样的作用发挥得并不理想和充分。胡绳就曾经指出，“‘五四’的启蒙运动并未完全成功，因此最近有人提出要开始一个新的启蒙运动来完成，来推进前一阶段的未了的工作”。因为在他们看来，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随着文化上的现代化因素之积累与抗击日本侵略者形势的出现，思想上不但要继续完成新文化运动未竟之事业，而且当时中国的社会发展对新形势下的思想战线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只有开展一个更大规模的启蒙运动，才能唤起全国人民的民族独立意识，以此打败日本侵略者，并为中国顺利地走向现代化提供思想准备。
　　……

序言

绪论
一、西方哲学在中国的翻译和研究概况
二、西方哲学翻译和研究对中国社会文化变革和发展的影响
三、存在的问题

第一章 明末清初时期西方哲学的翻译
第一节 西方哲学进入中国
一、西方哲学进入的时代背景
二、艾儒略的《西学凡》
第二节 基督教哲学的翻译
一、神哲学的翻译出版
二、托马斯·阿奎那著作的翻译
三、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简单译介
第三节 传教士对西方哲学经典的翻译
一、传教士对西方哲学的输入
二、基督教哲学翻译对中国的影响

第二章 清末民初时期西方哲学经典著作的翻译和研究
第一节 西力东进下的西学传播
一、早期西学传播的继续
二、鸦片战争对中西交流的影响
第二节 洋务运动中西方哲学家的简单译介
一、十九世纪末兴起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二、洋务运动中西方哲学家的简单译介

第三章 五四运动前后西方哲学经典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和研究
第一节 五四运动前西方哲学简单译介的继续
一、戊戌变法与共和改制
二、政治制度改革时期的西方哲学的翻译研究
第二节 五四运动前后的西方哲学进入中国的集中爆发
一、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发生
二、五四运动前后西方哲学的大量译介
第三节 西方哲学正式进入中国
一、“哲学”名词的出现
二、西方哲学家来华讲学
三、西方哲学引起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型
……

第四章 民国时期西方哲学的翻译
第五章 1949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的西方哲学翻译和研究
第六章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西方哲学在中国的翻译和研究

结语
附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