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吞噬危机3:人类对抗疟疾、流感、艾滋病》:
1957年,两名在哥伦比亚工作的石油地理学家被送进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的医院,医生诊断后发现他们得了恶性疟,但氯喹无法治好他们的病。没过多久,美国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医生在治疗一位在泰国感染了恶性疟的病人时,也发现氯喹毫无作用。此时,世界卫生组织(WHO)已经成立了,这两例恶性疟原虫对氯喹的耐药性被上报给了WHO。
此后,类似的病例陆续出现。1961年,WHO召集各国疟疾专家对此进行探讨。与会专家认为这一情况值得警惕,但就当时来说,并没有紧迫到火烧眉毛的地步。因为这些病例是散发的,并没有在某个地区集中出现。专家们也希望找到耐药性疟原虫进行观察。
令专家们始料未及的是,就在这段时间里,在东南亚的丛林中,正在发生着一场无声的剧变。
在东南亚潮湿的丛林里,生活着两种来自西太平洋群岛上的蚊子:斑须按蚊和大劣按蚊。这两种蚊子是疟原虫特别是恶性疟原虫的理想宿主。1957年偶然出现在泰国和柬埔寨的耐氯喹的恶性疟原虫在这两种按蚊体内进一步发生基因突变,在其他疟原虫被氯喹杀死或者抑制的情况下,这种耐药性疟原虫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成为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地区占主要地位的疟原虫。
氯喹之所以能抑制疟原虫,是因为它可以进入疟原虫消化食物的食物泡,却无法作为食物被消化。疟原虫虽然努力将之排出体外,但排出的速度较慢,尚未排出,便会被氯喹杀死。但突变出pfmdr1基因的疟原虫排出氯喹的速度是其他疟原虫的50倍,这样就能够在被药物杀死前将之排出体外。氯喹就这样使疟原虫产生了基因突变。不仅氯喹,其他按照同样思路研制出来的抗疟疾药物也一样,包括20世纪50年代初问世的另外一种抗疟疾药阿莫地喹,70年代中期问世的甲氟喹,80年代初问世的卤芬酯和奎纳定,都使疟原虫产生了同样的基因突变。
由于耐药性疟原虫群体已经形成,新的合成药物很快被疟原虫耐受,根本用不着像耐受氯喹那样,要等12年。乙胺嘧啶在应用于泰国的当年就出现了耐药性疟原虫,甲氟喹于1975年上市,一年后耐药性疟原虫便出现了。
使得东南亚耐药性疟原虫群体出现的决定性因素是越战。1959年到1975年的越战,使得耐药性疟原虫从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
越南冲突开始时,正是耐药性恶性疟原虫刚刚出现之时。大批从来没有在疟疾疫区生活过的南越人来到北越,被安置在疟疾横行的地区。这些人对疟原虫没有任何免疫力,成为疟原虫基因变异的最优良的宿主,耐药性疟原虫得以在这批人中毫无顾忌地繁殖。之后的5到10年之间,越南丛林成为世界上耐药性疟原虫的“培养箱”。除了恶性疟之外,间日疟和三日疟也同时在越南存在。
1965年,美国开始全面卷入越战,美军对北越进行轰炸,并封锁北越的海港,迫使北越在丛林中开辟“胡志明小道”,将人员和物资运往南方。这样一来,大批的军人和民工在耐药性疟疾流行的丛林中长期生活,使得耐药性恶性疟变得不可控制。一般来说,经过1个月的行军,北越一个1200人的团只剩下十分之一的人能够战斗。按北越军人自己的话来说,他们不怕美国人,怕的是疟疾。在一个113人的连队中,死于战场上的有11人,而死于疟疾的则有23人。美军对北越俘虏进行检查发现,12名俘虏中有8名的血液中有恶性疟原虫。
越战期间,美军一样为疟疾所苦。1962年到1963年期间,驻越美军中出现20例疟疾病例,其中19例是恶性疟。这个数字逐年增加,有些战斗部队的战斗力因为疟疾而减半,疟疾造成的伤亡再一次超过战场上的伤亡。1965年到1970年之间,陆军出现4万多例疟疾,70人死亡。连海军和海军陆战队都有24606例疟疾,46人死亡。与疟疾有关的疾病占军中疾病的70%,整个越战中共有10万多名美军患上了疟疾。这些军人回国后,把疟疾也带到了美国。于是,在美国多次出现小规模的疟疾流行。此外,这些退伍军人身患疟疾,从而出现健康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五角大楼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希望能够研制出有效的疟疾疫苗,但试了20多种,无一成功,最有效的那种也只有65%的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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