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印一本将近三十年前诞生的书需要一个解释。如果碰巧作者还活着，那么这个解释的工作就会落在他的身上。
这个工作的第一项任务，是在书中找出多年后仍然足够具有话题性和新鲜感的内容，再一次把它们提供给读者――比这本书首次出版时的第一批读者年轻一两代的不同读者。第二项任务与第一项相反但互补，就是思考如果现在重写或者首次写这本书，作者会在内容上做哪些改动。
第一项任务以任何标准来看都是不易完成的，因为在这个一切思想和事物都可以计算的时代，所有的想法都在以难以置信的速度消失并为世人所遗忘，它们没有适当生长和完全成熟的机会。正如乔治 ? 斯坦纳（George Steiner）所说，“造成很大影响，却也迅速过时”；也正如另一位作家与时俱进的观察，在这个时代，一本畅销书的保质期介于牛奶和酸奶之间。因此初看之下，这是一项令人丧气甚至也许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从绝非空想的怀疑中得到一些安慰，鉴于流行的“街谈巷议”（talks of the town）被取代和遗忘的速度之快，人们不能真正确定过去的想法是否真的已经过时、失去效用，或者因为过于陈旧而被抛弃。话题的终结是因为它们不再具有话题性了？还是因为人们已经厌倦讨论而使它们不再具有话题性？
至于我们这些社会科学家，戈登 ? 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曾经说，我们从来无法解决任何问题，我们只会逐渐厌倦它们。但是从那以后，整个社会的标志就是我们不再发生改变，我们相信社会将“侧偏”而非“向前”，并且经常是以向前之后再倒退回去的方式移动。与此同时，我们生活在一个循环利用的年代；似乎没什么东西会永久消逝，也没什么东西――甚至是永恒的生命――注定永存。
因此，思想在“彻底死亡”之前可能会被活埋，它们表面上的死亡只是消失于人们视野之中的假象；是埋葬这个行为本身，而非任何“临床诊断”，宣告了它们的死亡。如果将它们从为集体失忆所弃置的沉睡中挖掘出来，谁知道呢，它们可能重获新生（虽然时间肯定不会太长）。这种情况会发生，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些思想在最初出现时没有被真正“榨干”，而且是在话语机制的运转中这些思想刺激了讨论，并且使讨论在其持续的“冲击”下向前推进，而这些讨论并不会完全围绕这些思想带来的最初影响。原则上并不存在对这些思想进行反复讨论的次数限制，每一次的“冲击”都会产生新效果――就好像是第一次对这些思想进行讨论一样。如果一个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是真理，那么思想之河不会让“同一种”想法汇入两次也同样是真的。我们当下的推进不太依靠连续性和累积性的学习，而是依靠遗忘和回想的相互混合。
这本身似乎就是重印一本书的充分理由，更何况事实上本书不止是“独自重返”。这本书是在与其他著作的积极对话中写成的，这些著作在当时还处于思想争论的前沿，但现在却也在图书馆的书架上落满灰尘；重新回到这些著作曾经共同争论并尝试解决的问题，对于所有沉浸并专注于当今问题的人来说是有所裨益的。
第二项任务至少从表面上看相对简单，而且更能令作者感到满足。重印本书要求作者完成在日常的思考和写作中少有时间去做的事：回顾他们走过的路――或者更确切来讲，是将过去分散的脚印重整为一条清晰的道路。为了完成这项任务，作者获得一个少有的机会去想象（发现？发明？）自身思想的逻辑发展脉络，将曾经经历的“单个”问题或 / 和“一次性”的主题整理到其中，而这一回顾性的任务通常留给梳理他们的工作以写成学位论文的学生来做。同时，再次面对早先的思想，作者可以让自己现在的思考清晰起来。毕竟所有认同――包括思想的认同――都是由差异性和连贯性构成的。
这篇序言的目标就是尝试完成这两项任务。
我想，这种尝试将朝着以下方向进行。在写就本书近三十年之后来读，这本书似乎很好地通过了“真理”的测试。但是如果用“只讲真理”的标准来衡量，它则差强人意。而如果用“包含全部真理”的标准来衡量，它则令人失望地彻底失败了。我相信它主要错在缺失了一些应该呈现的内容，正如我现在看到的，是任何全面且持久的关于文化的叙述都应该具备的内容。如果重写这本书，我可能几乎不会删除旧的文本内容，但是很可能会加入相当多的新主题，并且肯定会重新调整重点。因此，导言的余下部分，将会包括一些修订内容，但主要还是集中于填补原来版本所忽视的空白之处。
鉴于大家的集体记忆具有众所周知的短暂性，还有一点需要说明。一本 30 年前关于文化的书所面对的读者，必然跟它第二版所面对的读者迥然不同。30 年前一本书的写作很少考虑到读者会具有的一些根深蒂固的想法，然而同一本书放在今天可能要依靠在“文化的问题化”上颇有经验的读者，他们具有基本的认知框架和牢固确立的基本观念。某些思想 30 年前还必须费力解释，在今天看起来则是不证自明的常识了。
关于这一点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正是文化的概念：在英国，这个概念在公共领域中几乎是完全缺席的，尤其不存在于 20世纪 60 年代的社会－科学话语中――尽管早期在马修 ? 阿诺德（Matthew Arnold）开创性的努力下，“文化”被加入受教育阶层的词汇表中，随后雷蒙德 ? 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斯图亚特 ? 霍尔（Stuart Hall）又勇敢地争取到它的合法性。我愿意承认――对于英国学界真是一大幸事――在今天很难相信这是仅仅30 年前的状况；但是在这本书第一版问世之后的若干年里，我经历了向大学策划委员会的杰出学者们解释“文化”一词究竟代表什么的极大痛苦，当时的情况是计划组建一个跨学科的文化研究中心――那时在不列颠群岛上这种机构还是“稀有物种”。那是在安东尼 ? 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结构化”（structuration）概念还未使结构思想（the idea of structure）成为社会学一年级的课程标准之前，彼时，作为历时性而非共时性现象的结构思想还很难表达清楚并被潜在的读者领会和消化。这似乎已经成为惯例，即一度大胆的智力冒险沦为不假思索的惯例（routine）的重复。这就是思想的本质：作为一个不受待见的异端诞生，最后作为无聊的正统观念走向死亡。只有足够强大的想象力量才能使它们重生，更不用说复活它们曾经富有解放性的、思想刺激性的有力影响了。比如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将文化视作一系列永无止境的排列（permutations），在学术界引发了类似的振奋。毕竟，所有惯例的功能就是使得反思、审视、检验、警惕和其他代价高昂且耗时费力的付出变成非必需的奢侈品。
因此，除了前面所提到的两项任务，作者应该义不容辞地重新明确当前一些“惯例性”的思想，如果可能的话去恢复它们曾经锐不可当的力量，或者，你如果愿意就用一支催眠曲重新吹响它曾经的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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