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木清（1897-1945）。日本明治、大正、昭和时期哲学家。1920年毕业于京都大学哲学科，又入该校大学院继续研究历史哲学。同时任大谷大学、龙谷大学讲师。1922年起留学德、法等国，接触马克思主义和海德格的存在主义。1925年回国，1926年任第三高等学校讲师。1927年任东京法政大学哲学科主任教授。1928年与羽仁五郎等出版《在新兴学科的旗帜下》杂志，1929年参加无产者科学研究所哲学部的创建工作，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引人注目。1930年因同情和支援日本共产党被检举、起诉、拘留，并因而失去教职。出狱后从事历史哲学的研究，并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轨道，与西田哲学接近。1942年作为陆军报道员去马尼拉。1945年3月因留反对战争的共产党员朋友住宿而被检举、逮捕，于同年9月29日死于战败后日本的监狱中，时年49岁。

·近来死亡于我渐不觉可怕，这或许是年龄之故吧。尽管我对死亡做过那么多的思考，撰写过那么多的文章。

人一老，收到的信件中带着黑框的人就会慢慢多起来，而我也不例外。这几年我不止一次地遭遇到近亲的死亡，也目睹病人无论怎样痛苦挣扎，但当死亡到来的瞬间他便一下子变得平和安静。即使去扫墓，我的心情也不再如过去那般阴郁。有人把墓地称为平和之园（这一词与语源学毫无关系），我觉得这实在是再贴切不过的了。

我素不患病，但是当偶有卧病在床时，心中却感受到了莫名的沉静。人只有在生病时才能感受到内心的平静，这是现代人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成为现代人最具特征的病症之一。

事实上，在今天，是不是很多人只有在疾病康复时才能感受到健康呢？这和年轻人的健康感不同，康复期的健康感是自觉的、不稳定的。如果健康是如精神饱满的年轻人对自己的健康并无自觉时一样的状态，那么这种康复期的健康就不能叫作健康。文艺复兴时期，已经没有这种健康了。彼特拉克 a 等体验到的是疾病康复期的健康。由此产生的抒情风格是文艺复兴者的特征。所以试图复刻古典的文艺复兴与其说是古典的，不如说是浪漫的。在那个时代，新古典主义只有借助新兴的科学精神才有可能产生。文艺复兴的古典主义代表不是拉斐尔，而是列奥纳多·达·芬奇。健康只有在康复期才能感受得到，这一点具有现代的根本性的抒情与浪漫特征。如果现代是一次新的文艺复兴，那么从中产生的新古典主义精神将会是什么呢？

随着所爱之人、亲近之人去世的增多，我们对死亡的恐怖反而变得淡薄。比起新生者，我们感觉自己更接近离去者，这可能也是年龄之故吧！与四十多岁的人相比，三十多岁的人会觉得自己更接近二十多岁的人。但与三十多岁的人相比，四十多岁的人会觉得自己更接近五十多岁的人。四十而曰“初老”，这显示出东方人的智慧。它不单指身体的衰老，更意味着精神的成熟。对于到达这个年龄段的人而言，他甚至可能感觉：死亡是种慰藉。人们谈论死亡时总是表现成病态的、夸张的样子，甚至令我一直倾心的帕斯卡尔也是如此。事实上死亡是一种平和的状态，这种感觉是成熟的精神健康的象征。我认为，无论处于何种境地都能笑迎死亡的中国人，当是世界上最为健康的国民。正如同歌德所定义的那样，如果浪漫主义的一切都是病态的，古典主义的一切都是健康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死亡的恐怖是浪漫的，死亡的平和是古典的。只有感受到死亡的平和，人们才能感受到生存的真实。中国人比任何国家的人都更加现实主义，这一点颇有意义。未知生，焉知死，孔子的言语间渗透出中国人浓厚的性格特征。帕斯卡尔批评蒙田对于死亡漠不关心，而我在读蒙田的时候，却觉得他身上有某种接近东方人智慧的东西。他在书中写道：最高境界的死亡是不期而至的死亡。中国人和法国人的类似之处还是值得加以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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