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哲学与生态学的整合：生物文化的交叉领域
第1章 哲学与生态学的整合导论：生物文化的交叉领域
里卡多 罗齐（Ricardo Rozzi）
摘要：本书的第一部分是在生物文化伦理的视角下组织的。这种伦理将栖息地（habitats）和习惯（habits）与共同栖居者（co-in-habitants）的身份和福祉联系起来，以评估和调整全球化的生态和社会后果。由里卡多 罗齐提出的生物文化伦理的“3Hs”之间的相互关系涉及生物物理、符号语言和制度-社会政治-技术领域，奠定了三大世界观系列的基础：①前苏格拉底哲学和其他非主流西方哲学；②美洲印第安人和其他传统的生态世界观；③当代生态学。彼得 维图塞克和卡马纳迈卡拉尼 比默提出了一个跨文化、跨学科的对话，它涉及夏威夷卡美哈梅哈学校的发展中的实践转向，试图解决今天存在的，有关地方和全球化的栖息地与习惯之间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之间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互动。在地方与全球的对立统一中，管理和对话的伙伴关系使21世纪的处于偏远地区和大都会的传统社区的生态学家、哲学家和其他专业人士一起工作。斯图尔特 蔡平和他的阿拉斯加合作者结合传统和科学的生态知识，研究因纽特人的习惯与其栖息地之间的密切联系。然而，丹尼尔 森博洛夫的研究表明，今天的地方与全球的辩证关系是存在问题的，并认为引入外来物种和文化本身并不是坏事，但问题是它们的存在实质性地取代了当地的生物多样性和文化。苏珊 布拉顿描述了本土和外来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环境的不公正背景下栖息地和习惯之间的相互关联的变化。艾琳 克拉弗提出情境代理的概念来解释人类习惯以及它们与城市栖息地中的人和其他非人类共同栖居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关键词：生物文化伦理 生物同质化 宗教和生态学 社会生态变化 传统生态学知识
“生物文化”（biocultural）一词自20世纪60年代出现以来，逐渐被人类进化学（Bowles，1966；Baker，1969）、生态学（Bennet et al.，1975）、健康人类学（Moore et al.，1980）、生态恢复（Allen，1988；Janzen，1988）和民族生物学（Maffi，2001、2005）等领域采用。里卡多 罗齐运用这个词提出一种从本体论和价值论的角度考虑习惯与栖息地之间相互关系的伦理学，而这种关系塑造了这些共同栖居者的身份和福祉。生物文化伦理中的“3Hs”间的相互关系为本书的第一部分提供了研究视角。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生物同质化（McKinney and Lockwood，1999；Simberloff and von Holle，1999）和文化同质化的过程已经被人分别阐述过。然而，这两种同质化之间的正反馈可能导致罗齐称之为生物文化同质化的过程。生物文化伦理研究和评估了生物文化同质化的生态和社会后果。另外，生物文化伦理也对维持栖息地和习惯的区域异质化进行了研究和评估，使生物文化得到保护。罗齐指出，生物文化一词也有助于理解与人类共同栖居相互关联的三个领域不可分割的联系：①生物物理；②符号语言；③制度-社会政治-技术。对这些关系以及共同栖居社区内的习惯和栖息地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理解，不仅可以在当代生态学和进化科学中找到，而且还可以在美洲印第安人的生态世界观和前苏格拉底时代的西方世界观中找到。
彼得 维图塞克和卡马纳迈卡拉尼 比默将科学的生态知识与夏威夷传统的生态知识相结合，在他们写的那一章一开始就提到栖息地和习惯：“卡马纳正在帮助修整和维护一系列灌溉的卡洛（kalo，指芋头）田 而彼得则致力于恢复旱作的乌拉（uala，指甘薯）田。”他们还讨论了生物物理、符号语言和社会政治领域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断言“我们的观点是由我们所研究的系统塑造的 史诗般的圣歌和宇宙起源的谱系被用作知识的来源，以家族、形而上学和物质的形式将夏威夷人与他们的岛屿联系起来”。比默和维图塞克的自我介绍为一个有着自己身份的共同栖居者：夏威夷土著文化的实践者、学者和教育家，以及在特定地点和全球从事了近40年生物化学工作的生态学家。作为生物文化的研究方法，自我介绍的方式与科学相关性很强，因为它明确表明研究人员是主体，即自主、活跃和有创造力的人，而不仅仅是科学方法和规程的客观应用者。此外，通过对话参与的方式，维图塞克和比默与夏威夷社会的其他成员建立了主体-主体的关系，这种方式超越了狭隘的单向并流行的从科学到社会的外展概念。
斯图尔特 蔡平、帕特里夏 科克伦、奥维尔 亨廷顿、科琳 克纳普、托德 布林克曼和莉莉 加达穆斯通过对因纽特人与其栖息地之间密切联系的描述开始了他们的那一章。他们整合传统的、科学的生态学知识，用阿拉斯加语言和栖息地类型的分布来检验这些联系，发现结果高度重叠。然而，如果无法进入祖先的栖息地，密切的生物文化联系就会中断。需要注意的是，正如后殖民主义一词可能误导我们这个时代一样，许多破坏栖息地和习惯之间的生物文化联系的进程不仅发生在过去，而且还正在发生。蔡平等人证实：“1971年，美国联邦政府解决了阿拉斯加土著人的土地要求。”由于失去了他们祖先的栖息地，阿拉斯加土著人不得不放弃对政府土地上自然资源的管理，包括传统的狩猎和采集方式。从生物文化伦理的角度来看，阿拉斯加的这种情况表明，失去对本土栖息地的接触是如何导致传统习惯的丢失，从习惯游牧转变到习惯定居生活。蔡平和他的合作者解释了传统习惯如何“被公立学校的标准化考试、不承认联邦授予土著部落的权利的阿拉斯加州法律和法规”以及“土著人将采用和利用西方机构进行自治和基础设施的期望”替代，从而“使同化的压力持续存在”。这种冲突提供了一个生物文化同质化机制的例子，涉及栖息地和习惯的转变之间的强化反馈。
苏珊 布拉顿讨论了在环境并不公正的情况下，栖息地和生活习惯的相互冲突的变化。参考女性主义解放神学家伊冯 格巴拉（Ivonne Gebara）的工作，布拉顿谴责南美洲的那些大都会城市郊区流离失所的社区生活条件。她争辩说：“穷人从产生温室气体的行业获益*少，是首先受到意外生态后果伤害的人。”为了提高他们对如何评估环境变化的理解能力，布拉顿邀请宗教伦理学家与生态学家进行合作。继而，她又邀请生态学家与宗教学者及从业者合作，以提高他们的沟通能力和对宗教生态叙事的理解。通过这种方式，她呼吁生态学家和宗教社区中的成员进行“双向对话”。正如本书第四部分所示，树冠生态学家纳利尼 纳德卡尔尼已经开展了这种合作对话。
丹尼尔 森博洛夫通过提到人们引入新的物种改变栖息地来开始他的章节。1832年，在英国皇家舰队贝格尔号船上航行的达尔文记录了遥远的南美洲巴塔哥尼亚大草原，栖息地“主要由两种大型的直立植物组成—来自欧洲和北非的刺苞菜蓟（Cynara cardunculus）以及来自南欧和亚洲的体型巨大的水飞蓟（Silybum marianum）”。为了分析引进物种对栖息地和文化习惯的影响及其原因，森博洛夫整合了生态学和环境哲学，引用了奥尔多 利奥波德的蕴含生态学知识的“大地美学”（Callicott，1983），指出利奥波德的作品充斥着对引入物种引起美学上的不和谐的批评。利奥波德不仅批评引入物种改变了栖息地的美学，而且还极力嘲讽工程师们狭隘的生物文化习惯。对他们来说，路旁的那些植物“不过就是杂草和灌木，他们用推土机和割草机对付它们”（Leopold，1949，p.268）。通过这种习惯，工程师创造了植物演替的过程，迅速将“北美大草原”改变为“偃麦草（quack grass）的避难所”。在失去本土花园以后，利奥波德批评了高速公路部门如何雇佣景观学家在传统的、同质的美学设计下种植外来树木，这种设计被称为“路边的美丽”。森博洛夫、卡利科特、利奥波德共同提供了一个综合的生态美学棱镜来理解栖息地和习惯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对包括人类在内的共同栖居者群体的身份和命运的影响。
关于引进新的物种的讨论远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森博洛夫发明了一种方法，对生态、经济和公共卫生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并对引进物种进行美学考虑，*后得出与生物培养同质化（Rozzi et al.，2008）和对引进物种进行道德考虑相关问题的结论。艾琳 克拉弗对日常城市生活习惯和人造栖息地的关注，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视角。她肯定地说：“环境哲学考虑的是基本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涉及从权利和价值到对自然与文化关系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研究的不同领域，还包括质疑自然与文化这一措辞所隐含的二元论。”抛弃主动的文化主体与被动的自然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对于打破人与自然之间纯粹的工具性关系至关重要。克拉弗以赫拉克利特的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和20世纪的莫里斯 梅洛-庞蒂（Maurice Merlau-Ponty）的现象学为基础，克服了这种二元论。
克拉弗提出情境能动性（situational agency）的概念，解释人类的习惯和人与其他人以及非人类存在物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是各种经验向量的结果：“意向性出现在内向和外向力量的相互作用中，不仅仅是在我（自愿主义）这里，也不完全在我之外（决定论），而在两者共同构成的领域里。”克拉弗的工作开创了一种城市生物文化的想象，为生物文化伦理提供了美学和认识论基础。罗齐强调，如果我们把各种各样的存在物视为共同居民，那么道德考虑的范围就超出了人类之外，因为非人类存在物不再被理解为被动的客体，而是被理解为主体。蔡平和他的阿拉斯加合作者断言：“从生物物理和精神的维度来看，土著人的世界观与尊重他人以及当地和全球的生命与非生命实体的伦理准则联系在一起。这种伦理准则可以指导适应当前的和新出现的状况 在这一框架内，如果一个人认识到人类违反了这种尊重的伦理规范，而不采取行动改善人类与自然界其他部分之间相互尊重的关系，那将是不负责任的。”阿拉斯加土著人的世界观与生物文化伦理一致，赞同整合现实的生物物理和符号语言领域。虽然生物文化伦理不同于今天盛行的科学范式和日常实践，但生物物理与符号语言领域的整合存在于一些诸如蕾切尔 卡逊那样的先驱环境科学家和伦理学家的作品和生活中（见本书第二部分）。在西方文明中，从赫拉克利特到蕾切尔 卡逊，我们有可能找到生物文化伦理的基础，就像我们有可能在美洲印第安人和其他传统的文化中找到它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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