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林若竹，植物学博士，初级植物科学画爱好者，现从事森林保护相关的研究工作。周红玲，植物学硕士，曾从事医学翻译工作，现任科学期刊编辑。

审校：杨拓，植物学博士，毕业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曾在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进行博士后研究。从事被子植物系统发育和生物地理学研究。

描绘花朵是我们在孩童时期最早拥有的本能之一。不论是花朵的颜色、形状，还是它们给人们留下的“转瞬即逝”的固有印象，植物的某些特质总能促使我们在刚能拿起画笔的年纪就尝试在纸上重现它们。

人类大脑对植物的认知能力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这或许是因为野生植物是早期狩猎——采集者的食物，抑或是因为它们所具有的美学价值，千百年来，这种美都被诗人、学者和艺术家赞颂。除动物和人类自身以外，植物是早期艺术家绘画的最初主题之一。目前，人们已知最早的植物图案来自约5 000年前的地中海东部新月沃地（Fertile Crescent）。其他出现过远古文明的地区——从南非到澳大利亚，从古代中国和中亚，再到中东、古埃及和古希腊青铜器时期的地中海岛屿等——都曾在岩画、饰带和壁画里描绘过植物。

有一些作品的创作初衷是回应审美需求，然而大部分作品是为了描绘特定的植物，从而使观赏者能够辨认它们。这一目的促使人们开始近距离观察（并专注于）植物的细节特征，以便区分它们。这些性状特征是植物绘画在科学研究中长盛不衰的基础，同时也被用于植物标本的鉴定和分类。19世纪至今，无数艺术家不仅陶醉于植物本身，更对植物艺术和植物学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所有植物艺术的核心都是记录植物的形态——通过再现其本质特征使其永久流传。不过，虽然目的相同，但艺术家们在表现形式和表现手法上各有千秋：野外速写、精细点画和手绘版画、油画、水彩、剪纸、玻璃模型、铁质或有机玻璃雕塑、植物“实物”印痕、高分辨电子扫描显微术以及摄影——几个世纪以来，植物艺术的形式大体上也与艺术形式的多样性相呼应。

《草木之形：植物艺术巡礼》一书展示了植物艺术的形式多样性，并探究了整个历史过程中促进植物艺术发展的多种动机。通常，这些动机多出于实用目的：由于图像能比文字更有助于人们识别某种植物，因此古时候，图示或绘画可以帮助医生“照方抓药”，用于治疗患者的不适和疾病；对有毒植物的准确识别更是攸关生死。植物艺术发展的其他动机则更多出于科学目的。18世纪开始，人们普遍遵循由瑞典植物学家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提出的植物分类系统，这一系统依赖于对植物生殖器官的准确观察。因此，新物种的精确绘图成为植物分类（以及命名）的最重要依据。19世纪以来，贸易的兴盛也推动了植物科学画师行业的发展：他们不仅在殖民时期记述那些可能被引种的有用植物的特征，也为种子名录绘制插图以吸引园艺爱好者购买。

除了科学本源，植物艺术发展最持久的动力大概来自人类对美的追求。尤其是花卉，因其美丽或引人注目的外表而不断出现在植物艺术中：一如古希腊锡拉岛的卧室中装饰的百合壁画，又或是17世纪早期供富有的欧洲人消遣娱乐的精美花卉图册。

许多主题历经世纪沧桑而在植物艺术中反复出现。大约在3 500年前，古埃及人便开始尝试记录当时被他们占领的叙利亚地区的所有植物；许多个世纪以后，欧洲人也想方设法记录分布在全球殖民地的植物物种。中世纪早期，用于物种鉴定的彩色插图伴随本草志（自然疗法的手抄本）的编撰而出现；而到了现代，彩图则用于野生花卉图鉴或特定类群的专著。在18世纪的学术图版中，植物被“解剖”开来，细节得以放大并被逐一记录，人们可以据此对植物进行准确分类。这些图版可视为电子扫描显微成像的前身，而后者可观察到植物最微小部分的（亚）细胞结构。

不过，本书并没有按时间或主题顺序来罗列全世界庞杂的植物学知识，而是将具有对比性或互补性的图片进行比较，这种方式不仅突出了每件艺术品和每位艺术家的特性，也强调了共性。例如，书中的两幅兰花分别展示了达尔文绘制的一个物种的原始手稿和摄于20世纪的另一个物种的照片，戏剧性的是后者的命名与前者有关（见第58页和59页）。本书还将一些通过早期显微镜观察到的植物图像与最新的电子扫描显微镜下的三维图像进行对比（见第52页和53页）。日本和欧洲的鸢尾则展示了不同历史节点或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同一种植物图像（见第120页和121页）；具有对立特征的植物也会被一起展示，例如夜晚开放的仙人掌花朵和白天盛放的向日葵（见第128页和129页）。

绪 论 6

作 品 10

时间线 326

植物分类与词汇表 336

人物小传选 338

注 释 343

延伸阅读 344

致 谢 345

索 引 347

译后记 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