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史学史研究 第1辑》：
一、中国视角下的中外史学交流史
所谓中国视角，即是在研究中外史学的跨文化互动过程中所采用的一种以中国本位为主体的发散式认识方式。它根本区别于西方传统认识中将世界各种不同史学传统的发展最终归于一种单一、均质化的现代西方史学范式，而尤为强调各地区不同文明在面对西方史学挑战和传人过程中自身的选择性与主体自觉意识。正如全球史学史家丹尼尔·沃尔夫所主张的，“我们需要记住的是：历史是一种作者与读者或言说者与听众之间的交流行为（现在通常是口头或形象的，但有时会通过其他方式）；任何关于过去的叙述，其真理价值都不仅是由文本或叙述本身所包含的内容所决定的，事实上还由历史学家相信受众将如何对此做出反应和做出怎样的回应所决定”。可以说，中国视角本身即是中国读者在接触、引进外来史学的过程中所做出的一种自主性选择，其本身就可能带有一种反对西方现代性及其“元叙述”的文化属性。而孕育这种中国视角的显然是中国史家的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这构成了中国史学回应全球史学史书写与跨文化交流的基础性因素，是中国史家对于国际史学发展的独特贡献。
（一）从关注“西方”到超越“西方”
中外史学交流史既不同于以往单方面对西方史学自身的发展与内容的侧重，也拒绝简单地将其他史学源流视为西方史学的延伸；它更多地展现出一种以平等的眼光审视中外不同史学源流，强调对不同区域和文化传统之间的史学交流与互动进行全方位的考察，注重研究各种史学源流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影响。张广智先生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在他早年致力于西方史学史研究时，就已经开始关注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1992年，在他撰写的“关于深化西方史学研究的断想”一文中，就从理论层面对近代以来中外交流史研究的意义和前景提出了明确的认识，即“这百年来的中西史学交汇的历史也是色泽丰富与颇具开拓性的学术课题”。从而，为国内后来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指出了一条新的发展路径。而两年之后，张广智又对自身的观点进行了实践，发表“西方古典史学的传统及其在中国的回响”一文，着重考察了西方古典史学传统的特征，并论述了中国学者在20世纪对西方古典史学传人的“回响”。此后，张广智在推动西方史学史研究不断深化的同时，逐步将目光集中到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上，并发表了一系列的论著，而《交流史》则是这一研究领域的总结性著作。不同于过去对西方史学传人过程的单向度分析，其将重点放在了对中国学人的“回响”过程的系统性分析上，具体剖析了其中所蕴含的历史观、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等方面的变化，为史学史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新内容和学科发展的增长点。
因此，笔者认为《交流史》的出版标志着国内有关西方史学史的研究已经从关注“西方”转向超越“西方”。这不仅是研究内容的单纯转换，更体现了对史学史研究范式的探索。这一转向表明，单纯吸收与借鉴式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已然无法满足中国史学发展的需求，中国史家开始寻求在中外史学交流与互动之中的中国视角的复兴，寻求在不同史学传统之间进行一场更大规模的跨文化对话。
（二）从“传播史”到“接受史”
自近代西方史学大规模传人中国以来，西方史学范式始终以一种优越者的形象出现在国人面前，而这种形象背后则是由西方中心主义所主导建构的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范畴。在近代中外史学交流的过程中，既有西学的不断侵入与浸润，也有中国学人为打破传统困局谋求发展的现代目的性追求。于是，一方面西方史学在同其他本土史学的相互碰撞与交流中，通过不断渲染其先进的新方法与新理念，标榜自身的成就与进步，同时掩盖内部的矛盾与质疑，最终在19世纪完成了一个优越、自信、成功的现代史学形象的塑造。另一方面，其他地区（东方或非西方）也在双方的互动交流中不断将代表现代与进步的西方史学元素引入进来，并试图以其变种取代本土传统。因而，西方史学实践的模式不可能被一成不变地移植到异域社会中，大部分地区都对西方历史知识的形式及其史学思想进行了必要的改变以求获得更广泛的接受。对此，国内史学界以往所运用的“传播史”的研究方法虽然取得一定成果，但已表现出较多局限，反而需要更多地从“接受史”的视角去审视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的实际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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