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理论教育研究（第5辑）》：
1935年遵义会议前后，我党经历了从幼年到成熟的痛苦成长过程，完成了一次思想觉醒，最终摆脱了一味依赖共产国际经验指导的状态，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一）共产国际工作机制的制约影响
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理论走向实践的标志性事件，深陷殖民统治的国家纷纷开始成立共产党组织并效仿新生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成功经验，以探求解放的道路。在苏联共产党的主持下，成立于1919年3月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对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活动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指导。但这种指导有严格的纪律要求，按照其《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和《共产国际章程》等文件的规定，“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必须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共产党只有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近似军事纪律那样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成为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党员普遍信任的权威性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定，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共产国际在其存在的24年里，帮助许多国家建立壮大了共产党组织，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共产主义运动高潮。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共产国际的组织运行在实践中至少存在四个方面的主要问题：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解读和运用存在着主观冒进的错误，急于求成开展共产主义运动；二是迫于来自帝国主义联盟的巨大压力，对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策略和方式理解过于片面，比如条件中规定“在共产党员可以合法进行工作的国家里，共产党应该定期清洗（重新登记）党组织的成员，以便不断清除那些难免混入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对阶级对立手段的运用只看到了其斗争性而忽略了其调和作用；三是轻视了资本主义的上升势头和国家机器的自我修正能力，对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目标过程的艰巨性和反复性认识不足；四是忽略了作为历史创造主体的人在“类”属性上的复杂因素，忽略了文化差异对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影响，前者导致阶级斗争在内部的扩大化和片面化，后者导致各国共产党组织独立自主的原则被破坏。这些脱离现实的做法给各国共产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最终成为其解散的重要原因。
（二）早期党的不成熟性
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也是在共产国际的全面支持和资助下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初，尚不具备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融会贯通并自如运用的能力，再加上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反动势力对初生的共产党联合围剿，形成了强大压力，这就决定了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要依赖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援助，从思想上、组织上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形成了以接受共产国际的最高指导为正统的集体意识。从党的一大到党的五大短短六年时间里，党在指导思想上就出现了三次路线错误问题，分别是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和李立三、罗章龙的“左”倾冒进主义。甚至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强行把留学苏联归来的王明推上党的领导岗位，造成了长达四年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给党和红军的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损失，直接导致红军被迫长征进行战略转移。
事实证明，这种长期依赖别国经验对中国作为传统式东方大国的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等特殊国情不加思考的做法必然会导致失败。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党第一次意识到必须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找寻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革命道路。
（三）毛泽东同志对独立自主原则的坚持
毛泽东同志一直都是立足本国实情、坚持独立自主路线的倡导者。早在八七会议上，他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口号，就是针对当时陈独秀放弃民主革命统一战线领导权、放弃武装斗争的错误思想而提出的。在井冈山时期，他与党内王明等人一味坚持苏联经验、坚持城市中心论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以红军的实践为依据，写下了著名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四篇文章，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胜利”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事实证明，这是符合中国实情的正确理论，但在当时却与王明为代表的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指导相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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