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红十字走进中国
红十字会并不是中国的土特产，而是舶来品。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创始，通常来说，与“三个一”分不开：一个人、一本书、一场战争。一个人是被称为红十字运动之父的亨利·杜南；一本书是《索尔费里诺回忆录》；一场战争是索尔费里诺之战。亨利·杜南（Henry Dunant，1828－1910年），1828年5月8日出生于瑞士，是一个热心公益的慈善家、社会活动家和商人。1859年6月25日，他在意大利一次商业旅行中，途经索尔费里诺，目睹了一场惨祸——法、意联军和奥地利军队的鏖战刚刚在这里结束，4万多名死伤士兵被遗弃于战地。杜南见此惨状，立即组织当地的妇女、儿童、医生，进行力所能及的救治。10天后，杜南回到日内瓦。那段“不愉快的往事”激发他去“完成一项圣洁的有助于人类未来发展的事业”。他开始撰写《索尔费里诺回忆录》。
1862年11月，《索尔费里诺回忆录》在日内瓦出版后，引起轰动。书中对那场血淋淋的屠杀细节的真实描写，不能不在人们心灵深处产生强烈的震撼。在该书中，杜南提出两个设想：第一个设想是“在和平安定的时期成立一些救护团体，让那些热心、忠实并完全可以胜任的志愿者为战时的伤兵们服务”；第二个设想是“制定一些国际准则，由一个不可侵犯的公约批准”，对战争救护加以保护，组建伤兵救护组织，同时确立国际公约加以保护。第一个设想的实现标志着国际红十字组织的诞生，第二个设想为国际人道法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杜南的设想得到了上层社会的支持。1863年2月9日，“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成立，杜福尔将军任主席，委员有莫瓦尼埃律师、阿皮亚医生、莫诺瓦医生和杜南（兼秘书），史称“五人委员会”（1875年五人委员会改称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红十字的诞生。该委员会成立后，即筹备召开一次国际会议。1864年8月8日至22日，由瑞士联邦委员会和法国政府共同发起，在日内瓦召开由瑞士、比利时、丹麦、西班牙、荷兰、意大利、葡萄牙、法国、美国、英国、瑞典、撒克逊12国全权代表参加的外交会议（另有日耳曼4个邦国——巴顿、海西、普鲁士、乌登堡的代表出席），通过了《1864年8月22日改善战地陆军伤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简称《日内瓦公约》）。
《日内瓦公约》的一个核心就是“伤病员不分国籍必须被接收，并受到照顾”。为了表示对瑞士的敬意，会议选择了与瑞士国旗颜色颠倒的白底红十字符号，作为救护及保护性标志。这就是“红十字”标志的由来。红十字运动由此蓬勃开展起来。1901年，亨利·杜南因其为国际红十字运动做出的巨大贡献而成为诺贝尔和平奖首位得主。这项崇高的荣誉，他当之无愧，正如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赠言所说的：“没有人比您更配得到这一荣誉，因为是您在40年前发起了在战场上救护伤兵的国际组织。没有您很可能永远也无法取得‘红十字’这个19世纪最至高无上的人道成就。”1910年10月30日，亨利．杜南于瑞士康斯坦斯湖畔的海顿小镇逝世，享年82岁。而此时，他开创的红十字事业已在20多个国家开花结果，其中包括中国。为了纪念这位“国际红十字运动之父”，1948年国际红十字协会把他的生日正式确定为世界红十字日。这是世界红十字日的由来。
1859年国际红十字运动兴起，15年后，也就是1874年。红十字的理念开始在中国传播，当时在上海的《申报》《字林西报》就曾撰文介绍红十字会战地救护规则，并盛赞红十字会的救治善举，希望中国能够效仿。不过，《申报》《字林西报》的讨论都没有直接提“红十字”这三个字。当时的中国人，还不可能知道“红十字”究竟是什么。
1888年，英国医师梅威令召集台湾、福建“聪慧子弟数十人”，进行救护培训，组织红十字医疗队，在上海演习后航海至天津，表示“愿赴军营效力”，没有得到允许。梅威令的红十字医疗队是在国人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冒”出来的，太过新奇，国人一时难以接受，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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