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与蜗牛：艾柯美学研究》：
《玫瑰的名字》中的故事发生在1327年11月末的一周之内，地点局限于一个本笃会修道院的幽闭环境里，威廉修士成为艾柯的中世纪符号学侦探，运用皮尔斯的试推逻辑去探查一连串血案。7天中，7位修士以怪异恐怖的方式死于非命，威廉受修道院院长之托带着学徒阿德索进行调查。威廉判定凶手按照《圣经·启示录》中的七日灾难描述实施杀人计划，最终却发现并没有什么杀人“方案”，一切只不过是他错误推理而达到的结果。威廉的试推法（在信息不全的情形下，从一个结果发明或假设一个普遍规则）错误地假设了秩序和目的的存在，而读者也落进了相同的逻辑陷阱，因为经典侦探小说对读者的训练就是要寻找模式来解谜。《玫瑰的名字》告诉我们，人不得不生活在一个没有明确的唯一真理的世界中。就像书名中的“玫瑰”，词语和符号也许包含了广泛的意义、历史关联和象征，但它们只是符号，而不是固定的真相。这是福尔摩斯不可能得出的结论。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1859-1930）创造的福尔摩斯是一个“科学家一侦探”，而不是艾柯创造的“形而上学一侦探”，福尔摩斯很少提出会扰乱现状的问题，并不断自我质疑。小说中，随着调查的展开，威廉和阿德索通过频繁对话的方式探究符号的诠释，这些对话致力于运用语言和认知工具来给混乱的证据和事件强加逻辑秩序。他们探案的过程与历史书写（整本书呈现为老年阿德索的回忆录）组织过去的过程是平行的。对于“侦探”威廉、“历史学家”阿德索而言，过去所提供的混乱信息，不管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必须放进一个秩序当中。小说末尾揭露了所谓“杀人模式”的悖论，证明威廉和阿德索的行动使得有关“透明的真理”的信仰和观念岌岌可危，也确认了所有解释活动的偶然性与真理断言的临时性，历史和一切叙事的编织者都应引以为“诫”。艾柯的小说显示，小说叙事能像理论话语一样传达复杂的观念和认知结构。其中，中世纪意味着一种解释方式、一种语言观和对待经验的态度。当代的符号学自我意识与中世纪关于语言符号的思考之间形成了镜像式的平行对照，艾柯历史小说的形式提供了过去与现在之间丰富的对话潜能，其侦探小说的情节颠覆了传统侦探小说的保守模式（建立在“宇宙通过科学和逻辑是可知的”实证主义信念之上）。
《波多里诺》的大体情节是：1204年4月十字军第四次东征时期，主人公波多里诺来到遭到十字军劫掠的君士坦丁堡，偶然救出拜占庭史学家、拜占庭皇帝的掌玺大臣尼塞塔，在随后的避难途中，波多里诺向尼塞塔讲述了自己传奇的经历。波多里诺自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大帝的义子，皇帝的舅舅奥托主教（Bishop Otto）是他的老师。在巴黎求学时期，波多里诺和朋友们对老师奥托传递给他的一个猜测——祭司王约翰的王国，一个位于东方的基督教王国——不断进行想象填充，捏造了祭司王约翰向腓特烈大帝致敬的信函，并把生父的木碗当作圣杯献给义父，劝服大帝让他们去寻找那个构想出来的国度。去往东方的路上，他们经历了种种神话和传说中的奇境和奇遇。最后，叙述完自己故事的波多里诺选择避居城外成为“柱头隐士”，为自己赎罪——他认为自己要为义父和朋友的死负责，然后重新独自上路，继续迈向渺不可及的祭司王约翰的王国。尼塞塔认为波多里诺是个说谎者，但承认那是一个精彩的故事。《波多里诺》依照历史书写本身来构造有关中世纪的观念，历史书写本身对过去的一切再现都被描绘成是可疑的。波多里诺是中世纪的旅行者、讲故事的高手，一再透露他同时代的历史学家（编年史作家）之历史写作的不可靠性，他也认同自己是一个说谎者——“天生的骗子”、“谎言王子”；而他的对话者尼塞塔也意识到了历史叙事的语言建构性，编年史作家为了所谓“神圣的目的”可以添油加醋或大肆删改。小说一开始，少年波多里诺就表现出要写下“自己的故事”的强烈愿望，于是他用出生地（法斯凯特）的方言练习写作，而在他之前，他家乡的语言并没有被文字记录下来。（读到这里，读者可能会起疑心：那时的人有这么强的自我意识吗？）这里上演的是中世纪文学实践中的重要一幕：阅读与书写、口头表达与书面表达之间的差别和“斗争”，那时识字只是极少数人的“特权”。波多里诺练习写作所用的羊皮纸是他偷了老师奥托主教的著作《两个城邦的记录或历史》后把字刮掉后得到的。因此，波多里诺写的是“重写本”（palimpsest）——中古手抄本文化的常见形式。波多里诺这一重写行为象征了他要用个人历史代替宏大历史的野心，从而代表了自我认识的人文主义式觉醒以及对精确表达的追求。这一点在中世纪历史上，从12世纪的游吟诗人传统就已经开始了。艾柯的小说叙述与真实的历史发展完全吻合，读者不应感到讶异。不同于《玫瑰的名字》中言辞浮夸的知识人，《波多里诺》给予边缘声音即说方言的普通人以自由表演的机会。《玫瑰的名字》的最后，满腹经纶的盲人修士豪尔赫自诩“真理的守护者”，觉得高人一等，他告诉威廉“贱民是不应该说话的”。威廉反对这一观念，而《波多里诺》恰恰表现了威廉所反对的。作为叙述者，波多里诺灵敏穿梭于贱民、学问、权力三个领域。他因语言天赋而被腓特烈大帝收养，又以他对语言艺术的操控玩弄话语和权力。作为说谎者，波多里诺不经意地就引发了或策划了文本和传说的创造，如圣杯传说、波多里诺和皇后贝阿翠丝的通信、祭司王约翰的信函，并劝服腓特烈大帝和一班朋友相信他，追随他，因为这是为了腓特烈大帝的政治利益（使其地位高于教皇，让其权力最大化）和他自己的利益（逃避大帝之死的罪责，追寻乌托邦）。祭司王约翰的信函是历史上著名的造假事件，艾柯在多处写过这一事件。中世纪没有核证事实的科学方法，即使如今的科学仪器能够查证很多事物，但还是有很多无法确定信息来源的情况。对于如今的媒体，强权仍可操控舆论以及对于事实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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