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春雨也是一张瘦瘦的脸，暗黄的肌肤，像大病过一场似的。
“钱都带好了吧，通知书装在内兜里了吧，没落下什么吧……”这些不是问题的问题，父亲颠来倒去，已问过七八遍了。
毛春雨告别了父亲。其实，父亲并不老，那一年才41岁。
毛春雨在心里说，为了您老人家，我也会争口气的。
他的嘴上却说： “我都17岁了，奚县也就一个弹丸之地，还能迷路？”
六福山站是一个不显眼的站台，候车室仅一间小屋，可容纳六七位旅客休憩。
卖票的老者50岁的样子，灰黑的脸像涂了一层失效的水泥。肩挎一个黑木箱，接过毛春雨递来的一沓脏兮兮的票子，急忙从箱里撕下一张薄如纸的车票。
毛春雨手里攥着车票，坐在候车室内的长椅上，不时伸着头，向窗外看。
车还没有来。
毛春雨走出屋子，站在门口旁边这棵当年薛仁贵拴过马的古槐前。其实，他并不知道这棵古槐暗藏的故事那么久远。
过了半个钟头，毛春雨终于踏上了这辆早该被淘汰的汽车。隔着布满灰尘的玻璃，他再一次确定，自己要离开家乡了。
汽车“嘎吱’’了两个小时，终于行驶在了县城的柏油道上。
双节车像一条濒死的长虫，费力地爬上一道缓坡，蹒跚地轧过陇海铁路那两根生锈的轨道，就距离县汽车站不远了。
乘客们陆续走下车，嘴里叽叽喳喳议论着。 听着乘客的这些怨言，毛春雨加快了脚步。
东西走向的解放街的繁华程度难以想象，毛春雨像到了另一个世界。大大小小的个体商铺像牛皮癣似的卧在街道两旁，部分街面也被衣服摊占用了，店家或摊主嘴里的叫卖声不绝于耳。
老板的腰上都绑着黑色或棕色牛皮包，个头大得像块砖，里面鼓鼓囊囊。
过往的汽车不耐烦地摁起了喇叭，声音比老板的叫卖声还刺耳，让人极度厌烦，却毫无办法。
师范学校位于县城南端，毛春雨步行约25分钟，来到了学校门口。看着这个建于20世纪20年代的老校的大门，毛春雨有些失落。大门又窄又破，掉漆的地方不下十多处，真不如六福山乡政府的大门阔气。
西侧传达室有一个狭窄的边门，游手好闲的学生从这儿进进出出，绝没有拿一本书或背一只画夹，倒有不少学生勾肩搭背，活泼有余，严肃不足。
竞有学生把指头放进嘴里，一阵哨声传过来，毛春雨心里一惊。传达室的师傅绝不是个“混子”，毛春雨想着，便迈开脚步，走了过去。
传达室的师傅脸上蓄一缕络腮胡，满头卷发，像烫过。
毛春雨感到这是一个充满奇异的世界。
他似笑非笑，好像欢迎毛春雨的到来。
一路劳顿，辛苦了，传达室的师傅准这么说。
而毛春雨想多了。
他眼里压根儿没有毛春雨这个新来的学生。而在打量一位穿着时髦的女生。
看这身打扮，显然不是农村人，起码住郊区。长发齐肩，犹如黑瀑；嘴唇通红，像抹了朱砂；那眼神，似瞟非瞟，似瞥非瞥，柔情如水。
毛春雨转脸看传达室的师傅一眼。
他的目光把女生的背影送出去老远。他回过头来，侧对着毛春雨。
“师傅！”毛春雨的喊声尽可能不高不低。
传达室的师傅依然不理会他，眼睛继续瞅着别的女生。
女生们姿态各异，有的微笑，有的木讷，有的夸张，有的朴素，朴素得连毛春雨也不愿多看一眼。
校门口是一条东西街，很少有车辆驶过，倒可以见到几辆锈迹斑斑的自行车。骑车人着一身蓝色中山装，完全是一副机关干部的打扮，目不斜视，看不出他们对师范学校的学生有什么好感。
毛春雨故意挥挥手，没人理他，连街上步行的人也懒得看他一眼。
他心里有种挫败感，就转过头去，看到一个庞大的物件，但他叫不出这个物件的名字。
弯弯曲曲的街道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沿河街，与南面京杭运河有关。
沿河街发端于西边一公里处的大槐树丁字街口，止于东边的葛城村，像一条黑色绸带，将两地轻松地连接。
街道七八米宽，朝东百米处，是一个庄子，叫红旗村。
沿河街并不奢华，这条老街多为朴素的建筑，最常见的还是那些砖瓦平房。这是县城的缩影。整座城里，高大的建筑物不是很多。如果非要说有一些豪华的地方，大槐树街北第二招待所算是一座显眼的建筑物。
沿河街虽然只是一条普通街道，却是小城的发源地。
街道仍不失繁荣，两旁集聚了许多店铺。这里的小吃名声在外，很多人慕名而来，吃一笼正宗的奚县包子，喝一碗热烫的辣汤，或吃几块月牙状的菜盒，喝一碗白粥，都是神仙不换的日子。
沿河街的建筑物虽然没有太大变化，经营店铺的商家却换了一茬又一茬，从主营小吃的店铺逐渐变成经营船舶用品、小吃百货、玉器古玩的综合商业街，顾客不用换地方，就能买到一些可心而廉价的商品。
学校传达室的师傅的目光总算停留在毛春雨身上。
毛春雨却好奇眼前这个“庞然大物”。
学校传达室的师傅朝毛春雨点了下头，微微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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