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书苑忆往录》：
一份记录“文坛春光”的读书小报
20世纪80年代初，文学艺术界破冰解冻，书刊出版业复苏返青。虽然春寒阵阵，但全国文坛书林万象更新的春天确实已然到来。以天津为例．那时文坛上，饱经磨难的老作家孙犁、梁斌、方纪、李霁野、鲁藜、王林、雪克、杨润身、袁静、柳溪、王昌定、鲍昌等纷纷复出；意气风发的新锐作家蒋子龙、冯骥才、航鹰、吴若增等，竞相亮相。而在出版业，除此前十余年仍保留建制的天津人民出版社、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外，百花文艺出版社、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新蕾出版社、天津杨柳青画社也于1979年或复社或新建。品种繁多异彩纷呈的津版图书因质高量大，更是受到时人热捧。
形势喜人也逼人，在当年已呈现出一派春意盎然的全国文坛书林，尽管名家经典相继再版，新人新作层出不穷，但问题也随之而来，那就是在信息渠道并不发达的年代，如何让渴求知识的广大读者能及时了解出版信息，快速便捷地买到自己喜爱的图书。面对窘境，北京、上海、广东、浙江、辽宁等地的出版部门，率先办起了以介绍本版新书信息、推荐本版佳构为宗旨的“书讯”类小报，或公开出版或内部发行。
受此启发，1979年7月1日挂牌并正式对外办公的天津市出版局，也准备创办一张以宣传本版书为宗旨的报纸。因为天津在当时已有六家出版社的基础上．已正式定于1983年再创办天津古籍出版社、天津教育出版社及南开大学出版社，而天津大学出版社、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创办，也已被提上工作日程。如何将已出现和即将出现的十余家出版社的庞大出版物推向市场，并宣传津版重点书，已成为刚刚组建的天津市出版局的当务之急。而在当时，办一张“书讯”类报纸，已被全国图书市场证明是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对此，出版局领导非常重视，局长孙五川亲自指定出版处干部王树人主抓此事。
王树人本身就是天津知名文学评论家，此前一直在从事当代文艺理论的研究与写作，因此他接到任务后热情极高，很快便将当时天津已有六家出版社的领导召集起来，研究落实。最终决定，成立由王树人任主任的编委会，六家出版社各派总编室负责人担任编委，并承担本社稿件的组织工作。编委会下设编辑部，负责具体稿件的编排和社外其他稿件的采编，同时也承担报纸的出版、发行业务。值得一提的是，王树人在此任上尽职尽责，事事亲为，这也为他几年后参与创办《今晚报》并出任副刊部副主任打下了基础。
1982年11月15日。经过一年多筹备，最终定名为《天津书讯》的报纸悄然面世。初为四开四版月报，旋改为四开八版半月报，全国公开发行。当年刚走出校门的我．不但阴差阳错间参与了这张传导“文坛春光”小报的创办，而且在此后的十余年，一直担任该报的记者与编辑。直至1996年春天，我被上级机关调到出版局出版研究室，做《天津出版史料》和《天津出版志》的写作与编辑工作，方才告别了服务14年的这张小报。至此，我结束了14年让我终生难忘的美好时光——因为我的青春年华整个献给了这张始终“名不见经传”但却留有“文坛春光”的小报。如今想来，这14年的时光，正是国家春回地暖、文坛万物争荣及个人“激情燃烧的岁月”，它让我温馨，也使我亢奋，当然更令我难忘与怀念，这也正是促使我今日今夜追忆前贤写作此书之动因。
记得报纸创刊号推出前后没做任何宣传，只是请当时主管新闻出版的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牟闵撰写了发刊词，报头也仅是从公开出版的鲁迅手迹中的集字。但出乎意料的是，报纸发行两期后，迅速在文坛及各地读者中引发反响，编辑部收到了众多来信。其中最大的呼声便是希望多登些劫后余生老作家、老学者们的近况，以及他们新作出版的信息，因为那是一个崇尚偶像心有理想的年代。
受此鼓舞，报社决定在即将到来的1983年前两期，先刊发部分老作家的“新春寄语”。为了尽快组到稿件，我们首先拜访了此时已在全国文坛产生影响的冯骥才先生，请他为我们联系老作家。记得在天津长沙路冯先生那顶层逼仄的旧居里，冯先生在给本市几位老作家写过信后说：“你们的眼睛应该盯向全国，既要把天津的出版信息传递出去，又要将国内文坛的情况反映出来，这样的报纸才能在全国站住脚。现在‘凌汛’已过，全国文坛春色渐浓。我刚刚从人民文学出版社改稿回来，你们应该去北京采访这个社，在那里可以真实地感受到什么叫春潮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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