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阶级矛盾尖锐化的产物，是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中国自战国时期进入封建社会以来，在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里，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态，在君主专制统治下，在新的王朝建立后，随着以“轻徭薄赋”为特征的财政经济政策的推行，社会生产力的稳步提升，农民获得土地的机会相对容易，阶级矛盾会有一定程度的缓和。但由于官府与地主的巧取豪夺，以及小农经济无法抵御频繁的天灾人祸等因素，随着时间推移，大批自耕农日趋破产，越来越多的土地逐渐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土地兼并日益加剧，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尖锐程度加剧，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必然会在大量贫苦农民走投无路之际酝酿产生。
清朝时期的农民战争，是在自然经济的社会背景下，统治阶级对农民压迫和剥削加剧而出现的必然现象。
1.清军入关后的形势
清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清军在山海关大败李自成的农民军后，进入北京，建立了政权。清军人关后面临的形势极为严峻，各地农民军群雄并起，西安有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成都有张献忠的大西政权，江南则有以福王为中心的南明政权。他们称雄一方，力图消灭异己，共同形成相互对峙的四大军事政治集团。谁能战胜对方，最后统一全国，是摆在他们面前、关系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
清军占领北京，自认为拥有正统地位，视任何与之作对的军事政治力量，都是逆天而行的“伪逆”“叛贼”，都列人被消灭的行列。以多尔衮为首的满洲统治集团将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视为最大的对手，欲除之而后快，从一开始就将进攻的主要矛头对准了他们。
李自成推翻明朝，控制了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北方大部分地区，以及湖北全境和江苏、安徽的部分地区。进入北京时，拥兵百万，其总体实力达到鼎盛，远远超过还未入关的清军。在山海关惨败后，李自成从北京撤退，其兵力已经衰减。尽管如此，李自成依然在陕西、河南一带保有相当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尽早消灭大顺政权，多尔衮派吴三桂部为先锋，阿济格、多铎等率部协同，日夜兼程，穷追猛打，不给李自成以喘息之机。吴三桂紧追不舍，于顺治元年（1644）五月初二日，在庆都（今河北望都）与李自成的大顺军相遇。清军迅猛出击，大顺军拼死相搏，战况十分激烈。交战中，忽然刮起狂风，一时间尘沙飞扬，天地昏暗，大顺军旌旗折断，人马倒退，惊慌失措，遭到重创。次日，清军在定州再败李自成，这一仗谷可成阵亡，左光先负伤，李自成撤退到真定（今河北正定）。离开北京后的两战皆败，李白成决心与吴三桂决一死战。初五日，李自成督率大军，严阵以待，清军则以吴三桂部及谭泰、准塔，德尔德赫、哈宁噶等部投入战斗。真定之战从上午开始，一直持续到傍晚，双方血战沙场，直杀得地动山摇，难分胜负。李自成眼见难以取胜，遂下令鸣金收兵，撤离战场。突然，流矢射中李自成的肋下，他跌落战马，被护卫救走。
在庆都、真定战役中，大顺军与满洲八旗激战，从战略战术的角度来看，以步兵为主的大顺军很难抵挡以骑兵为主的满洲八旗，即使能依托有利地形进行反击，但在激战中，基本无力应对骑兵的轮番冲击，再加上清军在作战中经常使用红衣大炮这类较为先进的武器，大顺军的伤亡很大，其战斗力总体呈不断下降之势。
山海关、庆都、真定三次大战，李自成的大顺军皆败北，士气低落，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原来已经投降大顺政权的明朝官吏，眼见李自成大势已去，便纷纷倒戈投诚清军。面对不利的形势，李自成召集部下商讨应对。李岩认为，河南深受明政府盘剥，又曾是起义军的战略根据地，有良好的基础。他自告奋勇率军前去平叛。李岩的表现引起了宰相牛金星的注意，并起了疑心，遂挑拨离间，向李自成诬告李岩想借机自立为帝。李自成不辨真假，听信牛金星的谗言，并授意牛金星与李岩宴饮时，借机将其杀害。李岩被杀，在大顺政权内引起了混乱，动摇了军心，故加速其败亡的进程。
真定之战失败后，李自成放弃辎重，轻装向山西境内撤退。京师以北的居庸关内外，河北、天津、正定等广大地区归降清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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