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这句话简洁而准确地揭示了文化与国家兴衰、民族安危、政权存亡的息息相关。从殖民时期西方对其他文明的挤压和侵略，到冷战时期的美苏意识形态之争，再到冷战后 “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人道主义干涉”等掩盖下的国家间竞争，概莫能外。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文化包括国家的文化主权、民族文化特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政治性和时代性。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只有统筹好文化与其他安全要素的关系、平衡好文化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牢牢坚持文化的政治属性与发展属性，才能筑牢国家安全的文化屏障。


文明冲突？还是文明交融？

2019年4月29日，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主任的基伦·斯金纳公开将中美关系界定为“文明较量”，宣称美国正在制定基于“文明冲突”的对华政策。一石激起千层浪。虽然斯金纳在抛出此番言论不久就被“炒鱿鱼”，但美国国务院并未否定其说法的真实性。考虑到近年来美国军政要员一系列极具意识形态色彩、鼓吹对中国发动“政治战”的论调，斯金纳的言论未必无因。显然，一场美国主导的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围剿，风雨欲来 & &
时隔半个月左右的2019年5月15日，中国成功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幕式致辞中强调：“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会议还通过了《亚洲文明对话2019年北京共识》，呼吁“不同文明之间应当相互尊重、包容互鉴 & &共同谱写‘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华章。”不同于美国一些政要鼓吹的“文明冲突论”，中国倡导的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面对地缘竞争、“逆全球化”、民粹主义乃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非传统安全的冲击，如何让这个世界更加和平与繁荣，中国和美国给出了“文明交融”与“文明冲突”两副截然不同的药方。孰是孰非，不言自明。不过，双方都强调了文明或者文化在处理国际关系时的重要作用，都暗示了文明或者文化是国家利益的核心要件，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
事实上，文明或文化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并不是一个新议题。人类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不同文明相互碰撞、兴衰沉浮的历史。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一书中指出：“1500年以前，人类社会均处于不同程度的彼此隔离的状态之中，但1500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地理大发现之后，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交流、碰撞增多。在长达数个世纪的西方殖民扩张史中，西方文明不断挤压、侵略乃至消灭其他文明，许多国家和民族都陷入“亡国灭种”的危机。在西方“文明扩张”“文化殖民”之下，安第斯和中美洲文明被消灭，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也都在惊慌落败中陷入深重的文化危机。即使在西方文明内部，不同主权国家之间的对抗与冲突也异常惨烈，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由西方内部冲突引起的，是同一文明体系内部的文化冲突。二战结束后，世界进入美苏对抗的冷战格局，意识形态成为主导国家间关系的最重要变量。意识形态不能与文化相等同，却是文化的政治属性所在。
冷战结束之后，文化对国际关系以及国家安全的影响更加明显。一方面，冷战期间美苏高压对抗“压制”了其他领域的矛盾，两极格局瓦解使这种“压制”作用消失了，宗教、民族等“被压制”的矛盾得以释放。就像高温下的高压锅盖被突然揭开，里面蒸汽迅速喷涌出来一样。苏联解体、南联盟分裂，导致相关地区爆发车臣战争、波黑战争乃至后来的克里米亚危机等激烈的军事冲突，即是典型例子。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抗的结束，大大促进了世界各地人员交流，全球化迅猛发展，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急剧增加。但全球化加剧了不同国家、不同群体之间的不平等，加之移民、难民等问题的滋生蔓延，“身份政治”问题日益突出，关于“我是谁”的认同焦虑增大。其结果是，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之间的裂痕似乎并未缩小，很多时候甚至是扩大了。与此同时，西方世界欢呼冷战的胜利，并积极在全世界推广其所谓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事实上，冷战结束至今，无论是“民主和平论”“历史终结论”，还是“文明冲突论”“新干涉主义”，抑或是近几年的强人政治上升、民粹主义抬头，其背后都有强烈的文化因素驱动。


国家可以没有文化吗？

要回答文化与国家安全的关系，首先要回答什么是文化。汉语中最早论述文化的，或许可追溯到《易经》，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这里，文化的意思是“文治与教化”。英语里的文化“culture”源于拉丁文“colere”，其最初的意思是“土地耕耘、作物培育”。此后，文化的内涵外延不断演进，学术界关于文化的定义也繁杂多样。1952年，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回顾》一书中，列举了1871—1951年间学术界关于文化的164种定义，包括描述性、历史性、行为规范性、心理性、结构性、遗传性等类别。中国学者对文化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有学者认为文化是“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也有学者认为文化是“通过某个民族的活动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和行动方式，一种使这个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方式”，还有的学者干脆将文化等同于“社会化”。
随着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对文化的研究不断深入，人们对文化内涵外延的讨论日益丰富。时代发展更是不断催生出形形色色的“亚文化”，比如“网红文化”“二次元文化”“鬼畜文化”等等。总体上看，对文化比较全面的定义是“人在社会实践中认识、掌握和改造客观世界的一切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及其创造和保存的一切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社会制度的发展水平、程度和质量的总和整体”。通俗地讲，文化就是人类社会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的总合。从国家层面看，文化的内涵已经超越“教化”“学识”层面。我们可以说某个人“没有文化”，但绝不能说某个国家“没有文化”，因为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此外，文化不仅仅是像许多人所想的仅限于“观念”层面（如语言文字），还包括“器物”和“制度”，比如民族服饰、印度的种姓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等。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文化包括一个国家的文化主权、本民族的文化特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国家主流价值观等。文化既是与经济、社会等要素共同构成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如语言文字安全、政治制度安全），同时也是影响国家安全、实现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如文化霸权、文化与民族凝聚力的关系）。美国、日本、俄罗斯、法国、德国等主要大国，都在一方面竭力维护本国文化的独立性、独特性，另一方面也出台了很多文化产业扶持政策，在全球扩大本国文化的影响力，将“文化外交”作为对外政策重要手段。拿破仑说过：“世上有两种力量：利剑和思想；从长而论，利剑总是败在思想手下。”美国的好莱坞、日本的动漫、法国的法语联盟、中国的孔子学院，实际上都异曲同工。大家都知道印巴矛盾根深蒂固，但两国的文化纽带又非常紧密，2008年时任印度外长慕克吉（后曾出任印度总统）出访巴基斯坦，携带的是4套《宝莱坞：60年的罗曼史》的音乐碟片，这对缓和双边关系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此外，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政治性和时代性，这些特性也决定了其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文化的民族性指的是一个民族所具有的、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特质，或者说是“民族的性格”。我们反对民族优劣论的说法，但不同民族的文化特性确实有着很大不同，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安全程度。犹太人历经近2000年的流浪史，但最终在犹太文化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之下实现复国，流浪民族吉普赛人却迄今仍处于无根无蒂、漂泊异国他乡的状态。在中东地区的不少阿拉伯人，对部落的认同超过对国家的认同，严重影响了国家凝聚力。中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大一统”的思想，是中国“中央集权”制度的文化基因，并确保了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延绵至今；而同样拥有古老文明的印度，却因为种姓制度、村社组织在维系社会中的强大作用，形成了“弱国家、强社会”的政治文化。显然，文化所孕育的民族性与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直接相关。
文化的政治性指的是文化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其关系到国家政治制度的存亡。文化既然依赖于人类活动，就必然会反映文化创造者的价值观。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文化是反映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但它同时又能指导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曾收获很多拥趸，许多人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将是西方意识形态一统天下。但是，西方倡导的“普世价值”是由西方文化主导的，是基于西方历史经验和国情社情形成的，是服从服务于其自身国家利益的。20世纪80年代，苏共开始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削弱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结果导致了苏联解体的悲惨局面。冷战后愈演愈烈的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虽有历史的原因，但很大程度上也是西方推行“普世价值”在伊斯兰世界引发反弹的结果。
文化的时代性指的是文化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同时也要适应时代的发展。只有能够适应时代发展的文化，才能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才能有利于国家安全。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甚至阻碍时代发展的文化，则是糟粕文化，对国家安全弊大于利。晚清以来中国的主权危机，很大程度上就是文化危机。闭关锁国的政策、“天朝上国”的自大、重农轻技的传统文化，使得中华民族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下，遭受了“百年屈辱”。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程，也是中华文化不断反思、变革的过程。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确立，才使中华民族走上了民族复兴之路。同样，环顾世界，一些在二战后实现民族独立的国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没有实现与时俱进的文化变革，始终无法实现真正的政治独立和经济繁荣。


一方水土一方人

中国有句老话叫“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这里的“水土”既是指地理层面的，也是指文化层面的。我们在谈论某个民族时，脑海里首先浮现的是这个民族的独特性格，比如犹太人的精明、法国人的浪漫、拉美人的热情、俄罗斯人的坚韧、德国人的严谨、日本人的集体主义等等。还有一句话就是“性格决定命运”，它强调性格比学识、外表等更决定个人的命运。对个人来讲如此，对国家来讲也是如此。一些自然资源禀赋优异的国家，最终陷入了“资源的诅咒”，而一些资源有限的国家却“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达”，实现了较好的国家发展。2019年底暴发而后蔓延至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Covid-19），则从“戴不戴口罩”这一侧面，诠释了文化、民族性与国家安全的关系。
在本国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迅速采取了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包括鼓励或强制人们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而欧美等国家或地区则未能及时采取措施，以致其感染人数和死亡率都非常高。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拥有相对健全的公共卫生体系，却依旧未能抵御住疫情的袭击，个中原因值得深思。虽然卫生专家一再强调，佩戴口罩是疫情防控的重要措施，但欧美国家的一些民众始终不愿意佩戴口罩，有的领导人甚至还反对佩戴口罩。其实，戴不戴口罩背后折射的是不同的文化认知，欧美许多民众认为“只有病人才需要佩戴口罩”，而东亚国家民众则普遍认为“佩戴口罩有助于防止生病”。显然，在危机时刻，对于口罩的不同文化认知，已经对国家安全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性格决定命运”大致可以概括为三句话：第一句是文化影响政治性格，其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凝聚力；第二句是文化影响经济性格，其关乎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发展动力；第三句话是文化影响外交性格，其关乎国家对外战略文化。需要强调的是，重视文化与国家性格的关系，并不是宣扬所谓的“文化宿命论”“文化优劣论”。相反，不同文化之间并无高低优劣之分，而且文化并非一成不变，其在影响着民族性格和民族命运的同时，也在经历着被塑造、被改造的过程，在变革与扬弃中实现自我发展。
在政治性格层面，文化影响着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凝聚力。政治凝聚力是国家实现国家安全的基础保障，很难想象一盘散沙的国家，能够有效维护国家安全。正因如此，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对国家和民族共同文化身份的塑造，以此强化政治凝聚力。美国虽然是个多民族国家，但非常重视培育本国的文化独特性和优越性。从美国领导人的讲话到美国文化产品的宣传，如“美国梦”“美国精神”“美国价值观”等，这既是对外推广美国文化之举，更是对国内民众进行国家文化的塑造、国家认同的强化。托马斯·潘恩在代表作《常识》里宣称：“我们拥有使世界重新开始的力量。”
“天定命运”“上帝选民”“山巅之城”“民族熔炉”“美国例外”等理念，以及美国总统几乎每次重要讲话都以“上帝保佑美国”结尾，实际上都在不断强化美国的国家凝聚力。据《不战而屈人之兵：美国的全球舆论战》一文不完全统计，美国国防部和好莱坞联合制作了700多部电影，包括大家熟知的《巴顿将军》《拯救大兵瑞恩》《第一滴血》《珍珠港》等。美国好莱坞电影中的战争片、谍战片乃至科幻片，很大一部分都是以“国家安全”为题材。这些影片的重要目的是塑造美国军人保家卫国和人道主义的英雄形象，以激发民众的爱国情绪。因此，无论是一战、二战、冷战还是“9·11”事件，美国都能在危机面前迸发出强大的国家凝聚力。
德国和日本也是民族凝聚力非常强的国家。德意志民族在历史上曾长期处于“有民族、没有国家”的状态，诗人歌德甚至曾发出“德意志啊，你的祖国在哪里”的慨叹。19世纪初，“德意志国家主义”逐渐兴起，直至1871年普鲁士王国统一诸多德意志邦国，建立将奥地利排除在外的“德意志帝国”，极大增强了德意志民族的国家意识和民族凝聚力。虽然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受列强之间的矛盾以及本国民族沙文主义的影响，德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惨痛的灾难。但德国在战后废墟中能迅速重新崛起为世界强国，与其文化在凝聚国民意志上的作用密不可分。与德国类似的例子还有日本。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特别强调国家意识，强调个人对集体的服从、下级对上级的服从，突出“集团意识”和“羞耻文化”，这使得日本的民族凝聚力特别强。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文明未曾中断、政治高度统一的国家。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如此赞叹：“几千年来，中国人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显示出这种在政治上、文化上统一的本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确保了中华民族历经五千年的风和雨，却能始终保持国家之统一和文明之延续。此外，儒家文化中“治国平天下”的士大夫精神、“大一统”的国家主义政治文化，赋予了中央集权式的强政府深层的文化基因，也使得中国在“国家建构”方面非常早熟。美国学者福山认为：“中国最先创造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 &对中国的定义就是共同的书面语、经典著作、官僚机构的传统、共同的历史、全国范围的教育制度、在政治和社会的层次主宰精英行为的价值观。即使在国家消失时，这种统一文化的意识仍然炽烈。”因此，中华民族的历史是民族融合的历史，中华文化有很强的统一性和延续性，共同的文化孕育了强大的国家主义。虽然有人通过放大某个历史片段或个别事件，断章取义地抨击“中国社会一盘散沙”，但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印度。印度在历史上从未形成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即使是强盛的孔雀王朝、莫卧儿王朝，很大程度上也是“合而不统”。此外，印度教的等级制度构成了巨大的社会网络，社会秩序的组织动力是由印度教提供的，不需要国家帮忙。以种姓制度为主体的等级制度，极大制约了印度国家意识的形成，使得印度长期以来处于“软弱国家和强势社会”的局面。政治力量的多元化和碎片化，解释了为何英殖民者对印度采取“英属印度”和“土邦”两套管理体系，为何英殖民者可以在印度不同政治力量中间很成功地搞“分而治之”，为何印度教教徒与伊斯兰教教徒的矛盾迄今仍难以消弭，为何地方政治家族迄今仍在印度政坛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2019年第17届人民院（议会下院）大选中，来自政治家族的议员占总议员人数比例高达30%，创下历史新高，在一些地方政党中的比例甚至是100％。难怪有人说，政治层面统一的印度在英国殖民统治之前是不存在的。印度民众对本民族、本地区的认同感很强，即使在独立之后数十年的国家建构过程中，形形色色的族群、宗教、语言、部落、亚种姓等，依然影响着国家认同的建构，全国性政党需要依赖地方政治势力才能妥为执政。
可以作对比的例子还有中东地区的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以色列是犹太复国主义的产物，其诞生和发展壮大的灵魂是犹太文化。犹太文化具有“教族合一”的特性，犹太教的宗教仪式、文化典籍以及希伯来语，强化了犹太民族的自我认同，是其历经近2000年流散而“形散神不散”的文化根基。反观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部落”在阿拉伯国家政治架构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它不同程度弱化了国家认同。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在阿拉伯世界中，现存国家的合法性颇成问题，因为它们大多数是欧洲帝国主义任意（即便不是反复无常地）制成的，它们的边界甚至常常与族群的界限不一致 & &这些国家把阿拉伯民族分割开来。而另一方面，一个泛阿拉伯国家从未实现过。”有人甚至称一些阿拉伯国家不过是“有旗帜的部落”，信奉的是“小集团和大信仰”，小集团指部落，大信仰指伊斯兰教，而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却一直缺位。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准确，但却生动地揭示了阿拉伯人身份构建中“我是谁”的困惑。
在经济性格方面，文化影响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发展动力，影响着维护国家安全的资源和手段。经济实力与国家安全并不必然成正相关关系。甲午战争时期，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拥有号称“亚洲最强”的北洋水师，却被日本击败。中东的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产油国“富得流油”，但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美国的安全保障，才能有效应对外部安全威胁。不过换个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