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机器的发展与应用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社会生活，同时也带来了人与机器之间需要协调的各种问题。从原始的手工工具，到近代工业革命的大生产机器，再到信息时代的智能机器，伴随着机器类型和功能的不断更迭，人与机器的关系也愈加复杂。人与机器之间既有相互对立的一面，也有相互适应以至相互嵌入的一面。这种复杂的人机关系给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造成了哪些深远影响？可能出现哪些需要及时化解的风险？人们应该采取哪些应对措施？这些问题不仅是重要的社会历史问题，更是当代技术哲学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本书正是立足于这样的时代背景，试图阐释当代人机关系的困境与出路。
　　第一节 何谓人机关系？
　　人和机器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哲学研究关注的焦点之一。所谓的人机关系，通常指的是人和机器之间的关系。一般意义上，机器不同于工具，表示由各种零件组合而成的具有特定用途的整体装置①。实际上，机器的内涵与界定是随着机器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不同语境下人们对机器的理解也有所不同。人机关系研究与机器自身发展密不可分，并且能反映出不同时期的时代特征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思想发展轨迹。
　　“机器”一词的英文为 machine。machine一词的原始印欧语（Proto-Indo-European）词根是 māgh，原意是“有能力、能够”。在 māgh的基础上添加后缀 -os，形成了古希腊语中的 mēkhos（阿提卡方言，Attic Greek）与 mākhos（多利安方言， Doric Greek），表示“设备、器物”。mākhos一词随后演化为拉丁文中的 māchina，表示某种发明出来的东西，后经由古法语，最终演化为 machine。它的同源动词的意思是“通过技艺来制作、建构，通过技巧或精巧来谋划”①。在工程学研究中，机器被定义为“一个闭合的运动链条”或者“各种相抵抗的物体精妙地结合在一起，以至于借助它们，自然的各种机械力可以伴随着某些确定的运动而强制做功”②。相比于工具而言，机器比较复杂，一般不需要人力直接驱动，但是需要在人类的指导下完成工作。机器最明显的特征是机械化，通过精密复杂的运行，实现功能的输出。机器的机械化特征和人类的有机化特征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从而展现了人机关系的不同格局。
　　对人机关系的本质认识，实际上讨论的是人和机器（生物和机械）之间是否具有可类比性。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议可以归结为“人像机器”还是“机器像人”，其背后折射出的深层次争论便是机械论的世界观与机体论的世界观之间的分歧。
　　所谓“人像机器”，指的是用机器模型解释人类的存在方式和社会发展的机制。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笛卡儿提出的“动物是机器”的观点，而后经由法国哲学家朱利安 奥夫鲁瓦 德 拉美特利（ Julien Offroy de La Mettrie）发展为比较极端的“人是机器”的观点。“人是机器”的观点强调人机功能等价，即人和机器的功能相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相互替换。人机等价的逻辑表达式是“人 =机器”，这一概念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借助机器模型进行自我认识的开端。随着机器自身的不断发展，人类借助机器模型进行自我认识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从 17世纪、18世纪的“钟隐喻”到 19世纪的“热机隐喻”，再到 20世纪以后的“计算机隐喻”，其关键词从“力”变为“能”，再到“信息”③。“人是机器”的观点在当下也有了新的诠释，衍生出“计算主义”这一新的世界观。计算主义将人类的智能和心灵看作一台巨大的计算机，其活动过程就是计算机运行的过程，二者功能等价。阿兰 M. 图灵（Alan M. Turing）认为，人的大脑应当被看作一台离散计算机。尽管大脑的物质构成和计算机的物质构成完全不同，但它们的本质是相同的 ①。在图灵的影响下，赫伯特 A.西蒙（Herbert A. Simon）和艾伦 纽厄尔（ Allen Newell）进一步指出，人类大脑和计算机尽管在结构和机制上全然不同，但是在抽象意义上具有共同的特征：人类大脑和被恰当编程的数字计算机可被看作同一类装置的两个不同的特例，它们都通过用形式规则操作符号来生成智能行为。计算主义不仅将人类智能活动看作计算过程，更是将生命的本质看作计算。与图灵同一时期的约翰 冯 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通过对元胞自动机（ cellular automata，CA）的重新思考，在 1953年构造出一个能自我复制的逻辑机器模型。于是，在他看来，机器的自我复制功能就和生命的自我繁殖功能等价了，生命也就和机器等价了②。1994年，美国科学家伦纳德 M. 阿德曼（ Leonard M. Adleman）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关于 DNA的计算机理论，通过把图灵机与生物细胞内 DNA自我复制过程进行比较，提出了“细胞就是计算机”的思想。计算主义的下一个发展阶段是将世界的本质也看作计算 ③。 2002年，斯蒂芬 沃尔夫拉姆（Stephen Wolfram）出版了《一种新科学》（ A New Kind of Science）一书。在这本书中，他通过大量的计算机实验和理论分析，将宇宙看作一个巨大的三维元胞自动机、一个巨型的计算系统 ④。2006年，美国量子学家赛斯 劳埃德（ Seth Lloyd）出版了影响广泛的《编程宇宙：一个量子计算机科学家对宇宙的研究》（Programming the Universe: A Quantum Computer Scientist Takes on the Cosmos）一书。书中指出宇宙是一个巨大的量子计算机，我们自己和我们周围出现的一切都是这个量子计算机计算的结果①。计算主义是人机等价思想的当代诠释，它将人类智能与机器智能等价，将生命过程与计算过程等价，将宇宙系统与计算系统等价。受计算主义影响的新的世界观可以被称为泛计算主义（ pan-computationalism）或自然计算主义（ naturalist computationalism）②。这种机械论的世界观在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的同时，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挑战。
　　而“机器像人”的观点则意味着用机体模型解释机器的结构和运行机理，这是关注于机器的有机特性。在“人像机器”的机械论世界观盛行的 19世纪和 20世纪，同样有一批技术哲学家将目光投向了“机器像人”的技术有机论，先后有恩斯特 卡普（ Ernst Kapp）的“器官投影说”、马克思的“器官延长说”、阿诺德 盖伦（Arnold Gehlen）的“器官代替”与“器官强化”等技术哲学观念。同一时期的文学家塞缪尔 巴特勒（ Samuel Butler）在他的乌托邦小说《埃瑞洪》（ Erewhon）和文章《机器间的达尔文》（“Darwin Among the Machines”）等科幻作品中，提出了用生命的进程解释机器发展的思想。这种“机器像人”的“机械—生物”类比方式也体现在机器进化理论中，英国考古学家皮特 里弗斯（ Pitt Rivers）以及美国学者威廉 菲尔丁 奥格本（ William Fielding Ogburn）、劳伦 吉尔菲兰（Lauren Gilfillan）、阿博特 厄舍尔（ Abbott Usher）等都分别提出了关于机器进化的有机理论。美国技术史专家乔治 巴萨拉（ George Basalla）在其《技术发展简史》（ The Evolution of Technology）一书中，将机器发展的延续性、多样性、创新性与选择性，与生物进化中的遗传、变异、新陈代谢、自然选择等特征进行了类比，并论证了其中的相似性③。巴萨拉清楚地知道机器的进化与生物的进化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但挖掘其中的相似性有助于研究机器的进化路径，判断机器未来发展的动向。自从诺伯特 维纳（Norbert Wiener）的控制理论将现代自动机与生命体进行比对，并将二者的核心要素“信息”作为根本性的存在后，“机器像人”的观点在当代信息社会也有了新的发展。一种基于复杂性科学的计算理论 —有机计算（ organic computing）—正在兴起。 2001年 11月，“有机计算—趋向过程的结构化设计 ”（ Organic Computing —Towards Structured Design of Processes）研讨会在德国召开，这是首次针对有机计算召开的学术研讨会。2008年，德国鲁尔大学的罗尔夫 P.沃茨（ Rolf P. Würtz）主编的《有机计算》（ Organic Computing）一书出版。该书引言中指出，技术人工物的建构应当遵循生物范式，并且人工物的最终形式应当与生命体的最高级相似①。换言之，有机体的有机功能同样应当适用于计算系统。有机计算的观点不同于绝对的计算主义，这种观点强调并非人脑与电脑功能等价就可以相互替换，而是从有机论的视角出发认为电脑（计算技术）模拟了人脑（生命体）的部分功能，并且随着人类新的需求的不断出现，电脑的模拟功能也应随之变化。
　　无论是“人像机器”还是“机器像人”，都是在本体论层面将人与机器视为同等的存在，将一方归结为另一方，没有突出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其实，人与机器之间的本质区别仍然存在，如内在目的与外在目的之分 ②、隐喻与实存之分 ③等。但是，当代社会中机器的智能化程度之深，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人与机器之间的传统界限。美国未来学家雷 库兹韦尔（ Ray Kurzweil）在《奇点临近》（ The Singularity Is Near）一书中提出了关于人机界限的奇点理论。库兹韦尔认为，奇点（ singularity）原指独特的事件及其种种奇异的影响，在数学领域表示一个超越了任何界限的值④。冯 诺依曼将奇点描述为一种可以撕裂人类历史结构的能力，库兹韦尔则将奇点描述为生物智能和人工智能融合的美妙时刻。在库兹韦尔看来，人类与机器必将融合，嵌入我们大脑的知识必将与我们创造的容量更大、速度更快、知识分享能力更强的智能相结合。
　　智能技术的发展给当代社会中的人机关系带来了新的挑战，人与机器的紧密结合、交织互动体现了当前的时代特征和技术发展趋势。正如《连线》杂志主编凯文 凯利（Kevin Kelly）预言，人类技术的下一个阶段是人机合一的 Web 3.0时代，“你未来的收益水平取决于你在多大程度上能与机器完美地配合工作” ①。人机合一的时代真的已经来临了吗？人与机器的结合会给人类带来哪些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层面的影响？人与机器的相互渗透与嵌入将如何影响我们的社会观念和文化价值导向？这些问题关系到人类生存的本质以及人类未来发展的方向。要从根本上回答这些问题，势必要追根溯源，寻求一种哲学上的深层反思。
　　第二节 缘何机体哲学视角？
　　当代技术哲学理论中关于人机关系的研究不在少数，并且呈现出不同的研究路径。其中一种研究路径是以荷兰学者彼得 克洛斯（Peter Kroes）和安东尼 梅耶斯（Anthonie Meijers）等为代表的对技术人工物内在结构与功能的分析，将技术人工物视为人类实现既定目标的工具。在该路径研究中，技术人工物被视为研究客体，人类作为主体选择不同的技术人工物实现自身的愿望、信念和目标。这种研究路径可以被视为人机关系的内在主义研究路径。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技术哲学开启了“经验转向”。一般认为，克洛斯和梅耶斯是“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的共同发起人。他们强调要打开技术的“黑箱”，在对现代技术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的经验描述的基础上开展技术哲学研究。“关于技术的哲学分析应该基于可靠的、充分的关于技术的经验描述（和技术应用效果）。”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