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东宫官制变迁研究》：
四、梁武帝官制改革对舍人、中舍人的影响及东宫通事舍人等的设职
梁武帝天监年间的官制改革，对东官舍人的影响有三点。首先，太子舍人、中舍人确立了新的班位。舍人为第三班，从八品，不仅要低于原本为同品的太子洗马（萧梁时为第六班），也低于自己原来的官品第七品，萧梁为魏晋南朝太子舍人品秩最低的时期。中舍人为第八班，正六品官，地位不变。陈朝将太子舍人重新设为第七品官，回归了魏晋宋齐传统，将太子中舍人提升为第五品官。
其次，梁武帝打破高门子弟对舍人、中舍人的独占，有才学的次门子弟也被选任。据《梁书》卷二十七《到洽传》记载：“天监初，（到）沼、溉俱蒙擢用，洽尤见知赏，从弟沆亦相与齐名。高祖问待诏丘迟曰：‘到洽何如沆、溉？’迟对曰：‘正清过于沆，文章不减溉；加以清言，殆将难及。’即召为太子舍人。御华光殿，诏洽及沆、萧琛、任昉侍宴，赋二十韵诗，以洽辞为工，赐绢二十匹。高祖谓昉曰：‘诸到可谓才子。’昉对曰：‘臣常窃议，宋得其武，梁得其文。’”梁朝初建时，梁武帝以“文章”“清言”为标准选任了太子舍人到洽，并予以“才子”的评价。到洽出身于彭城到氏，到氏崛起于宋初，到彦之为刘裕同乡，随同起事，以武干显于宋，到洽兄弟以文学显于梁，故任昉说“宋得其武，梁得其文”。到沆、到洽兄弟还出任过太子中舍人。除了彭城到氏外，彭城刘氏的刘孺、刘潜、刘孝威，范阳张氏的张缅、张缵、张绾，也都出任过太子舍人、中舍人。这些家族均是在齐梁以文学才能兴起的次门士族。
梁代最重要的变化是，在东宫中书、散骑、门下、秘书诸机构中普遍增设了一系列较低级别的舍人。中庶子、庶子属官有通事舍人，中舍人下有通事守舍人、典事守舍人、典法守舍人员，太子洗马下置典经守舍人、典事守舍人，此外还有东宫导客守舍人、殿中守舍人等。除通事舍人外，这些舍人均为三品蕴位、三品勋位，显然是由寒人担任的事务性职官。这些舍人的增设是为应对中舍人、舍人清显化后的情形而来，所接续的是上言南齐增置通事守舍人、内典书通事舍人的发展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舍人中，通事舍人与通事守舍人名称相近，又均“掌宣传令旨，内外启奏”，且《通典》卷三十《职官十二》“通事舍人”条将南齐的通事守舍人、内典书通事舍人追溯为通事舍人的源头。事实上，萧梁通事舍人为流内第一班，门下通事守舍人、典书守舍人仅是三品勋位。显然，通事舍人与门下通事守舍人为两个不同的官职。门下通事守舍人、典书守舍人所对应的是南齐太子中庶子的属官通事守舍人，太子庶子的属官内典书通事舍人。萧梁东官通事舍人可看作是通事守舍人、内典书通事舍人的升级版，但应该说是萧梁时代才开始设置的新官。
梁朝之所以要同时设置流内一班的通事舍人与三品勋位的门下通事守舍人、典书守舍人，可能是因为通事舍人职位的重要性加强，士族也愿意出任的缘故。比如，《梁书·文学传》称刘勰为东官通事舍人时，“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可见通事舍人由于常在太子身边更直，受太子赏识的几率也会很大，这也许是士族愿意出任的重要原因。既然士族出任通事舍人，自然不会担任三品勋位的官职，所以要在流内专门为他们设置一个新的通事舍人的官职。
有关通事舍人在东宫的重要性，据《太平御览》卷二百四十六《职官部四十四》引《三国典略》记载：“陈殷不害字长卿。尚书右丞不佞兄也。长于政事，兼饰以儒术。梁武帝时，与庾肩吾俱为东官通事舍人。直日奏事，梁武谓肩吾曰：‘卿是文学之士，吏事非所长，可使不害来耶！’”殷不害与庾肩吾俱为东宫通事舍人，到庾肩吾直日时，向梁武帝奏事不清，故而梁武帝要召见殷不害重新奏事。由此事可见东官通事舍人在皇帝与皇太子间“宣传令旨”“内外启奏”的重要职事。如同中书通事舍人参预朝政，东官通事舍人也当因“宣传令旨”“内外启奏”的关系得以多预政事。《陈书·孝行传》记载：“大同五年，（殷不害）迁镇西府记室参军，寻以本官兼东官通事舍人。是时朝廷政事多委东官，不害与舍人庾肩吾直日奏事。”可见梁末“朝廷政事多委东官”时，身为太子通事舍人的殷不害也多有参预，这是上文所引梁武帝不满庾肩吾，“可使不害来”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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