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型本科通识课程论》：
（一）通识教育能否在当代变异的文化群落里得到应有的重视
在21世纪，已经快速发展近20年的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着新的挑战，承担着新的使命。经济的高度繁荣、科技的飞速发展、生活水平的日益提升、社会的日新月异，这些新变化深刻影响了我国社会环境与价值体系。部分大学生信仰缺失、道德沦丧现象已经成为社会共同的忧患，中国社会各种变异的文化现状也令人堪忧。这与大学生应该承担其民族复兴、国家命运的要求大相径庭。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通识教育的道德与文化在现代与传统之间存在较大裂缝，变异的文化群落中，通识教育到底以何种身份立足？在改革开放的40多年时间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所遭受的冷落人所共见，当下文学和文化都呈现出比较明显的荒漠或泡沫状态。在中国知识分子集中的高校，通识教育能否支撑民族文化的崛起、唤起民族文学的觉醒，其精神基础与社会号召力需要大量高校师生的共同努力和不懈奋斗。纵观众多高校通识教育的现状，虽然许多高校都在试图构建通识教育体系，但理念的误读、师资的缺失、政策的模糊、社会的质疑，都成为通识教育在中国推行的重要桎梏。中国化的通识教育体系目前就这些宏观或方向性问题处于探索或实践初期，而首先考虑的是课程数量和学习时间等微观或操作性问题。只有极少几所高校在通识教育的实施中对学生和教师进行基本知识的检测并分类之后，根据本校的师资与专业基础进行了通识教育的全新构建。因此从这些现象来看，通识教育能否得到应有的社会认可和教育界官方的重视与推进，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道路和方向问题。
（二）如何针对不同层次的高校进行不同的通识教育探索
这其实是教育存在的共性问题。目前国内所有学习西方的通识教育理念和思想，所有引进的西方通识教育的模式和经验，几乎都忽略了或者说在掩盖一个不争的事实，教育的层次性问题。美国和欧洲最尖端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是否适应中国的土壤，这其实值得所有的通识教育实践者深思。不可否认，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的通识教育效果与经验的确让人钦佩，也的确造就了大量的世界顶尖人才。但是否美国和欧洲所有的高校通识教育均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在不同地域、性质层次的高等教育中实施的路径是否存在根本性的差异？这些差异的根源在哪里？而中国的高等教育在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浸润中，已然形成了自己根深蒂固的思维与文化，比如最为现实的是，不论在中国还是国外，高等教育的学历教育明显分为几个不同的层次，西方各国概念不同，我国俗称本科、专科、中职等。我国学历层次的不同建立在学生高考之后的自动分层。在经过高等教育的阶段后，这种分层就不仅是学识上的差距，更多的是能力、素质和态度等综合性的分界。因此如何针对不同层次的大学生设计不同的通识教育课程和模式，是通识教育实践中首先需要深思的一个问题。
（三）中国通识教育如何消解文化背景的差异
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与其他的人类社会活动相比，跟文化的关系更为密切，受文化的影响更为深远。从二者的关系来说，一方面，文化孕育着教育，一个社会的文化价值标准决定其教育目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另一方面教育无疑深刻影响着文化。不同的文化不仅创造了不同的教育思维方式，而且从教育实践和研究中形成了不同的教育意义和教育理论，进而呈现出不同的文化表达方式。古希腊的斯巴达文化的价值标准和雅典文化的价值标准就迥然不同。斯巴达人尚武，雅典人崇商，反映在教育目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上，斯巴达人注重体育和骑术训练，而雅典人注重演说与修辞教育。就教育目的而言，虽然斯巴达和雅典都是培养忠于国家的公民，但因对公民的理解不同，实施过程中教育目的的实质上也完全不同。斯巴达认为好的公民仅仅是能为祖国英勇作战的军人，而雅典则认为一个好的公民不仅要能为祖国英勇作战，而且更应该有健美的身体，高度的文化修养，高度的审美情趣和从事艺术活动的能力，雅典的公民应该是身心和谐发展的人。简单地说斯巴达是为了战争和征服而教育，雅典则更多为了和平而教育。最终在课程、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上，二者的差异就十分明显，斯巴达的主要课程是马术、射箭、行军、格斗、袭击等；雅典的课程是音乐、诗歌、修辞、经营术等；斯巴达人强调自我意识的锻炼，而雅典人强调内在素质的修养。同在西方尚且如此，更不用说东方与西方的差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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