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我的针灸启蒙老师是我的养父，实际上他是我叔父，我叫他小叔。
叔父学针灸也是半路出家的。他年轻的时候先是在上海大夏大学读书，后来又辗转到陪都重庆，鬼使神差地进入了中央警官学校。之后，在上海特别市警察局担任过分局长和督察之类的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这段历史问题被送淮北劳动改造，后来因病而保外就医并获假释。这时候，他开始认真考虑他未来的职业。有一日吃晚饭时，他忽然向我们宣布，他准备学针灸。我和婶母对他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有些瞠目结舌。正在读小学的我当时不懂针灸为何物，日本东京大学毕业的妇产科医师的婶母则是不理解。
后来，我才知道，他的这个决定并不是贸然的，有两件事触动了他。
第一件事是因为我的病。我外婆家在浙江省诸暨县，处于与浦江县的交界处，正是日本血吸虫病的主要疫区。我到上海之后，做医生的婶母带我去做全身体检，结果大便检查时发现了血吸虫虫卵。在当时，西医主要是采用锑剂治疗，副作用很大，不适合儿童。大概隔了一周，天蒙蒙亮，叔父就带着我到第十一人民医院（现在叫曙光医院）去排队看中医。为我看病的是乔仰先医生，他当时正值中年，后来成了上海名中医。他剪着一头短发，人很和蔼，在仔细按了我的脉，看了我的舌，又读了我的化验报告后，开了一张处方。嘱咐我每日一早一晚各吃一包药，半个月后再来复诊。原来他开的是医院用他的配方自行制作的成药，以一小方黄色牛皮纸包成药包，里面是一粒粒如绿豆大小的药丸，共30小包，装成一大袋。好在药并不苦，我照法服用也不偷懒。之后，叔父又带我去看了3次。记得*后一次，大便化验结果是阴性。乔医生笑了笑，说：“小朋友，祝贺你！下次不用来了，好好读书。”我婶母是西医出身，她不相信中医能这么轻易就治好这个病，便亲自带我到静安大楼二楼（我们住三楼）何安止先生的何氏化验室去复检。何先生个子不高，他做事十分认真，所以何氏化验室在上海滩很有名气。他的化验结果与医院的结果完全一致，婶母终于没话可说了。倒是叔父，很为中医奇特的效果而惊叹不已，他特地督促我写了一封表扬乔医生的信寄给医院。事隔30多年，我已在上海市中医文献馆工作，有一次专门请当时在华东医院的乔仰先老先生来讲课。我怀着感激的心情讲起少年时代他给我治病的经历。乔老一脸茫然，不过讲到治疗血吸虫病的成药时，他还记得，回忆说：“那里面有雄黄，后来我又改进了。”
第二件触动我叔父的事和我的堂兄长林哥有关。长林哥是我大伯父的长子，结婚七八年没有孩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在农村是件大事。经过多方检查，事情还是出在长林哥身上。为此他专程到上海来治疗，就住在我家。这次又是叔父，每日天不亮就到八仙桥的陆瘦燕针灸诊所排队，请著名的针灸医生陆瘦燕先生为堂兄治疗。记得我每日放学回家，长林哥总是绘声绘色地讲述陆医生诊治的情景，说他待人亲切，即便是乡下人，他也一点不嫌弃，进针不痛，针感特好，如此等等。一个疗程结束后，长林哥满心欢喜地坐上回家的火车。不到半年，就传来嫂嫂怀胎的喜讯。先是生了一个儿子，一年半后又生了一个女儿。
就这两件事，改变了我叔父的职业生涯，奠定了他学习中医针灸的决心。于是，他拜了一位姓张的针灸师为师，学习针灸。记得那时候，我还在读小学五六年级，家里墙上挂着苏州沈白涛先生绘制的针灸穴位图，每日放学回家，做完作业之后，就和叔父一起背诵穴位。为了加强记忆，叔父取每一穴的首字，编成诗词，且用谐音的方式来背。如膀胱经经穴：络却、玉枕、天柱、大杼、风门、肺俞、厥阴俞、心俞、督俞、膈俞，他就编为：六（络）月（玉）天，大风飞（肺）越（厥）心督膈。当时，我是有口无心，背着玩的，想不到这一背却牢记了一辈子，竟然受益终生。
出师之后，叔父就在我们住的静安大楼的外间屋开了个诊所，为了招揽患者，他特地在三楼的楼梯口挂了块自己书写的牌子，言明每次诊治费3角。然而，等待他的却是无人问津。刚开张的一两个月，并无几个患者问津，有一次临诊还吓得他够呛。那是某日的中午，我放学后回家吃饭，只见他神色紧张地扶着一个患者出来，只见诊疗床上留着一摊尿渍。原来他碰到了一位严重晕针的患者，一针下去，人晕倒不算，还闹了个小便失禁。不过，这件事并没有影响他对针灸的追求，逐渐地，患者也多了起来。就在他想一展身手的时候，由于历史的原因，他被要求迁出上海，*后迁入婶母的老家，在浙江德清新市镇落户。
于是，每年的寒暑假，我就来到杭嘉湖平原上这个美丽的古镇看望叔父。当时，叔父在镇联合诊所工作，患者很多，他一早就去门诊，中午总是顾不上吃饭。晚饭后，则常常提着装有电针仪的出诊包，走街串巷地看病。我一直陪着他，替他打下手，如记病历、上电夹、取针、点艾、拔罐等。当时，国家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因粮食减产，很多人处于饥饿状态。但是，叔父似乎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到他这里就诊的患者，除了镇上的人，还有四乡八村的农民兄弟，他们经常会送点自留地种的南瓜、山芋、花生，甚至是自己家养的鸡鸭等。所以，我每次假期结束回沪，不仅增加了不少针灸的实践经验，还常带上一只婶母*爱吃的家乡老母鸡。
我高中毕业后，在叔父和婶母的建议下，报考了多所医学院校，其中包括上海中医学院。但由于当时强调阶级路线，*后名落孙山。这时国家发出“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婶母认为我是读书的料，应该继续静下心来复习功课，迎接第二年的高考。我跟婶母提出，前半年去跟叔父学针灸，后半年回上海复习，婶母同意了。
叔父这时已回到老家浙江诸暨农村。每日客堂里坐满本村或邻村来看病的人，还有从外县城来的。记得有一位中年患者，张不开口，只能喝点汤汤水水而饿得皮包骨（后来才知道这叫“颞颌关节紊乱症”），每日从县城坐车到廿里牌镇，再走10里路到我们的祖居火烧吴村来治病。10多日后，他的口终于恢复原样，张得和原来一样大，患者在千恩万谢后回家去了。从早到晚，我们叔侄或者说父子俩，忙得不可开交。这种治疗尽管是完全免费的（由生产队记工分），但不少患者诚心诚意要表示感谢，经常送点鸡蛋、蔬果之类的食品。
1966年，一个特殊历史时期来临了。高等院校暂停招生，我叔父因受到管制，不能行医，于是我瞒着婶母报名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在赴疆前夕，我回到故乡，向我年过八旬的老祖母和叔父告别。记得临走的那一日，他来送我。为了赶早班火车，我们半夜起身，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穿行在连绵起伏的浙东群山之中，我们各怀心事，竟然一路无话。当晨曦初露的时候，我们到达诸暨县城，在位于半山腰的火车站上，他把我拉到一个角落里，从贴身处掏出一个包交给我说：“我身无长物，只能送你这个了。好好学习，我想总会用得着的。”我打开一看，原来是一本书和一个旧的铝盒。书的纸张已经有些发黄，封面上印着《实用针灸疗法》，是李清侠先生编著的。铝盒里装着几十支规格不一的针灸针，虽然经多次使用，但一支支仍光亮挺直，我知道这是他偷偷藏起来的。他说他要先回去了，他迈着刚刚痊愈的腿，一瘸一拐地走下车站前长长的台阶。看着他的背影，我眼前一片模糊。
就是这本书和这盒针具，开启了我的针灸人生！
值得欣慰的是，我的叔父度过了一个安定满足的晚年。
他重操旧业是在2001年，根据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有关政策，上海市卫生局审核通过的有执业医师资格的民间医生中，他是静安区仅有的2名民间医生中的一个。不过，他执业的地点不在上海，仍在桑梓故里，面对的是那里的父老乡亲。也因此他晚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诸暨县城度过，特别是婶母故世之后。2005年3月的一日，他因心脏病突然发作而停止呼吸。他没有痛苦，安详地走了，为他跌宕曲折的八十二载人生画上了句号。
上篇
第一章 探索之路
我投身针灸医学已整整半个世纪，在这漫漫的行医路上，我没有离开过临床实践，没有中断过探索和总结。在其后的30多年中，我还潜心中医针灸文献和医史的研究，同时又走上了中医针灸管理者的岗位。作为一名针灸临床医家，我不断寻求针灸治疗现代急症、疑难病的方法和技巧，特别是对眼科难治病的研究，积累了不少的经验；作为一名针灸文献研究工作者，我希望独辟蹊径，将研究工作的重点放到现代中医文献上来，尤其是对文献的应用和开发；作为一名管理者，我始终关注中医针灸的研究和发展，并在实践与理论研究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学术研究之道。回顾我的针灸之路，其实就是一条传承、传播和不断寻求创新之路。
第一节 传承——博采众长
一、自学针灸
在导言中提到我的针灸启蒙老师是我的叔父。可惜他也是半路出家的，并且是为了谋生，所以并没有十分深厚的学识修养；而我那时是个小学生，从没有想到将针灸作为职业，只是兴趣所至，或如唱山歌般的记忆针灸穴位，或帮忙取个针、拔个火罐之类，并未真正投入。因此，只能看作是接触针灸这门古老的传统医技的开始。
1966年，我作为上海知青奔赴新疆，来到了古尔班通古特大漠边缘的石河子兵团农场。当时连队医务室只有一个半路出家的卫生员，到团部医院有几十里地。也是出于缺医少药的原因，我开始独立用针灸治病，按照从叔父那里学得的一些皮毛，更多的是照着书本扎针，居然也取得了效果，这开启了我自学针灸之门。而真正走上自学之路，是1971年7月我被调入团部医院工作之后。我深深感到，针灸将作为我终身从事的职业，我必须熟悉和掌握这门学科的知识。当时诊室条件十分简陋，就诊的患者并不多，也有空闲时间学习。我的自学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从书本中学。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专业书籍很少，我尽可能找书来读。我从一位连队浇水排的工人那里借来他保存的一些教科书[他原是上海第二医学院（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口腔专业的毕业生，被下放农场劳动]，开始自学西医知识，尤其是解剖知识；又从一位毕业于上海推拿学校的同事那里得到一本《中医学概论》，开始接触中医基础知识，常学习到深夜。尽管这些知识既不全面也不系统，但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我的医学基础知识的空白。二是从实践中学。这是我自学的主要方面。当时，正值社会上盛行“一把草，一根针”，全民搞草药，全民学针灸。各种新的刺灸之法层出不穷。记得是在1973年，团部新华书店来了一本焦顺发医师写的《头针疗法》，我用按样画葫芦的方法，在一位脑出血的患者身上试用，竟获得意想不到的疗效。从此之后，不论是刊物还是书籍，甚至是手抄件、油印本，只要一有新的穴位、新的针法灸法，我都如获至宝，立即在临床上摸索使用，如头针、耳针、鼻针、面针、手针、足针、腕踝针等针法，以及长蛇灸、核桃壳眼镜灸、苇管灸等灸法。特别是穴位埋藏、穴位结扎、穴位割治等，与传统针灸法完全不同，实际上是一种小手术，我凭借自己在农场的一段兽医经历，学过麻醉、切皮、缝合等技术，我没有参加任何培训，全部按图索骥，无师自通，将其运用于临床。这些新的技术，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疗效，而且扩大了治疗的病种。而每日数十位患者的大量临床实践，更使我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治疗多种常见病的经验。
边疆这段自学的经历，使我终身受益。
二、师从军中眼科名医——李聘卿
虽然通过自学收益良多，然而，博大精深的针灸医学有很多独到的东西，有些只能意会，难以言传，只有你亲眼去见、亲身去体会才能获得。所以，师从名家也是学医的重要途径。
记得那是1976年，我接待一位患有中心性视网膜脉络膜病变的患者。这个病我没有接触过，根据患者讲述的病情，我从当时的《新医药学杂志》（即现在的《中医杂志》）读到解放军371医院眼科李聘卿医师用新明穴治疗本病的临床报道。该文章不仅详细介绍了关键穴位新明穴的取穴方法和操作技术，而且观察了600多例大样本的有效病例。于是，我就按照我自学的老习惯，照猫画虎，进行针刺治疗。然而，几次下来，与文章所说的疗效大相径庭。首先，针感均在局部，根本达不到如学者所描述的太阳穴部位或眼区；其次，患者视力毫无变化，也不像文章所言至多治疗几次即可见效。我甚至对文章的真实性产生怀疑。然而，就是这位患者，后来去了这家医院，通过1个疗程的针刺治疗，视力竟然从原来的0.1恢复到1.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