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价值观演进研究：以上海为例》：
二、上海行政价值观的演进历程
1978年以来，上海的行政价值观大约可以划分为4个阶段：“六五”一“七五”时期注重改革和建设；“八五”一“九五”时期注重开放和开发；“十五”一“十一五”时期注重国际化和市场化；“十二五”至今注重创新、转型和协调发展。
（一）改革和建设：“六五”“七五”时期的价值主线及发展成果①
“六五”和“七五”计划处于改革开放探索的初期。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起点。经过一年多的恢复调整，1977年底全市经济出现稳定上升的趋势。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此背景下，上海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围绕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积极探索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局面。
梳理“六五”和“七五”计划文件，一个显著的特征是改革和建设在政策文件中占统领地位。如，“六五”计划文件提出：“本市第六个五年紧紧围绕‘翻两番’的战略目标，毫不动摇地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进一步解决阻碍经济发展的各种问题，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②“七五”计划文件更是将“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积极推进经济体制的改革，使改革和建设互相适应、互相促进”作为上海在“七五”时期推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针原则，并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和生活环境”作为“七五”时期需要着重抓好的“三件大事”之一③。这一时期，改革和建设的理念成为行政行为的首要指导原则。受此影响，上海市政府还先后制定了上海经济发展战略和城市总体规划，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实施，这两个蓝图为上海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上海的改造和振兴开始实质性启动，整个经济实现从半封闭型转向开放型的战略转变。同时，城市建设加快步伐，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为上海的改造和振兴打下了基础。
1.工作中心转向提高经济效益
“六五”初期，党中央提出了“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在政治上实现进一步安定”的重大方针和大力提高经济效益的要求。当时，上海在国内已属于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具有较强的工业生产能力，承担着国内工业产品供应和保障全国生活消费品供应的重要任务。面对全国范围的经济结构的调整，上海遇到市场商品紧缺和重工业生产任务严重不足的困难。上海市政府紧紧围绕提高经济效益的总目标，一方面，推动轻纺工业产品升级换代，提高日用消费品的生产能力和产品质量，向全国供应了大批优质名牌产品；另一方面，推动重工业产品结构调整，将重工业发展的方向定位为服务轻纺工业和农业的技术改造。通过上述措施，上海的整个工业生产出现了稳定增长的局面。郊区农村经济结构也进行了调整，稳住了农业生产，并开始走上了综合经营、协调发展的道路。同时，全市4000多家全民所有制企业、5000多家集体所有制企业分期分批进行了全面整顿，企业的素质有了改善，经济效益有了提高，轻重工业的比例趋向合理。到“七五”时期，上海进一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第二产业进行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和生产布局等多方面调整；金融、旅游、房地产和信息咨询等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从1980年的21.1%上升到1990年的30%左右。
2.探索推进改革和开放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按照中央推进改革的步骤和节奏，上海围绕搞活企业、搞活城市，推动了一系列改革事项。如，围绕搞活企业、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经营权的要求，上海先后实行全行业利润留成、利改税、企业内部试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多种形式工资挂钩等制度改革，使企业在产供销和人财物等方面有一定的职责与权益。在此基础上，按照“政企分开、两权分离”的原则，进一步推动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把属于政府管理的职能交还政府，把属于工厂生产经营的事权下放给企业，促进企业脱离行政性公司的束缚，并普遍推行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全市1700多家地方预算内国营企业在1987年9月底之前基本全部实行保上缴利润、保技术进步、保固定资产增值的综合承包，以及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浮动的单项承包。农村改革方面，在市郊农村普遍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发展各种专业户4000多户、新经济联合体100多个，对提高规模效益、促进商品生产、活跃农贸市场起着积极作用。价格改革方面，有计划地放开副食品和小商品的价格，逐步理顺工农业产品比价和工业品内部比价关系，至90年代初基本取消价格双轨制。流通体制改革方面，逐步取消近百种商品定量供应票证，实行开放式经营，全市先后建立了400多个各种类型的贸易市场，并进一步完善和扩大了生产资料和日用工业品交易市场，培育和发展了技术、资金、劳务、建筑、信息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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