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理论和方法
第1章 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与意义
1.1 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
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由于人类的生存、发展需求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巨大差异，呈现出迥异的文明形态。普遍公认的是，人类文明到目前为止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是原始文明，历时上百万年，在这一时期，人类生产力较为低下，物质生产活动主要依靠简单的采集渔猎，人们必须依赖集体的力量才能生存，在此阶段人类不得不完全依附于自然，相应地，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也较弱。第二阶段是农业文明，历时约1万年，在这一时期，铁器的出现使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产生了质的飞跃，人类也从此开始了运用人类智慧提高初级生产力、改善居住环境的新阶段，利用自然规律创造良好的农业生产条件，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能力逐步增强。第三阶段是工业文明，历时约300年，这一时期以工业革命为标志开启了人类现代化进程，人类开始了运用科学技术大量利用自然资源、大幅提升生产力、急剧改变自然环境的新阶段。在人类盲目地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人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出现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生态环境问题不仅构成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还会带来政治问题。一些国家国内因为生态环境问题，环境运动风起云涌。国际上，为了占有更多的生态资源，在局部地区各国进行着激烈博弈，甚至引起严重国际冲突。要解决人类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就必须创新人类社会文化价值观，改变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与消费方式，调整和协调社会各主体间的利益关系，改革宏观政治决策的机制，革新传统技术体系(潘岳，2006a)。生态文明就是人类在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的背景下，进行深刻反思之后提出的新的社会转型变革目标。
1.1.1 国际背景
1.生态环境问题成为全球发展的威胁
环境问题可以说在古代就有了。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中国的黄河流域，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但是大规模地毁林垦荒，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以致良田美地逐渐沦为贫瘠土壤。300年工业文明的发展，使人类对自然的改造能力得到空前提升，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物质生产力获得空前发展 ，社会财富高速聚集。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伴随着工业文明的高速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人类对地球资源过度掠夺和开采、物质生产力高增长带来的“苦果”和“病痛”已经将整个世界压得喘不过气来，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日益凸显。
1862年地球上森林面积约为55亿hm2，20世纪60年代约为38亿hm2，70年代末只剩下不到26亿hm2了，大面积的砍伐造成地球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下降。由于不合理的耕作制度，世界上风蚀、盐碱化的土地日益增多。据联合国有关部门估计，土壤由于侵蚀每年损失240亿t，沙漠化土地每年扩大600万hm2，如果继续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加上城市和交通事业的发展占用大量农田，世界粮食生产将受到严重威胁。另外，由于原生环境的消失、人类的捕杀和环境的污染，世界上的植物和动物遗传资源急剧减少。估计有25000种植物与1000多种脊椎动物的种、亚种和变种面临灭绝的危险，这对于人类将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人类面临着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酸雨、淡水资源危机、能源短缺、森林资源锐减、土地荒漠化、物种加速灭绝、垃圾成灾、有毒化学品污染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不仅威胁到人类的经济发展，更直接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命健康，甚至存续。
18世纪末，人类发现的化学元素只有20多种，召集已经发现94种天然元素，而且还制成了十多种人造元素。据统计人工制取的各种化合物的种类已超过500万种。在这些化学品中，有毒化学品的年产量已达400万t。大量人工制取的化合物包括有毒物质进入环境，在环境中扩散、迁移、累积和转化，不断恶化环境，严重威胁着人类和其他生物的生存。人口的增长和生产活动的增强，成为对环境的冲击和压力。许多资源日益减少，并面临耗竭的危险。全世界每年消耗的矿物燃料，20世纪初不足15亿t(按标准大卡计算)，70年代增至70亿～80亿t。人类活动排放的废弃物，越来越多地超过环境自净能力，从而影响全球的环境质量。据70年代估计，全世界每年排入环境的固体废物超过30亿t，废水6000亿～7000亿t，废气中仅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就近4亿t，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按体积计)已由19世纪的0.028%增加到目前的0.032%，二氧化碳的增加引起地球气候异常。海洋被石油污染，海洋浮游生物的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世界上每年由于海运、沿海钻探和开采石油、事故溢漏和废物处理排入海洋的石油及其制品达到500多万t。
短短数十年间，发生了著名的八大公害事件：英国伦敦烟雾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印度博帕尔农药厂事件、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美国多诺拉烟雾事件、日本四日市哮喘事件、日本骨痛病事件。一连串的伤害震惊了世界，人类不得不面对自身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
以上事实说明，当今世界上大气、水、土壤和生物所受到的污染与破坏已达到危险的程度。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受到日益严重的干扰，自然资源受到大规模破坏，自然环境正在退化。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2.可持续发展理念已成全球共识
1962年，美国女生物学家蕾切尔 卡逊(Rachel Carson)发表了一部引起很大轰动的环境科普著作《寂静的春天》，作者描绘了一幅农药污染所导致的可怕景象，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人类关于发展观念的争论。10年后，著名英国经济学家B.沃德(B.Ward)和美国微生物学家R.杜博斯(R.Dubos)的《只有一个地球》问世，该书从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不同角度，评述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对不同国家产生的影响，呼吁各国人民重视维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标志着在全球层面对生态问题的重视，该书为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提供了背景材料。同年 ，罗马俱乐部发表了著名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作者使用了系统动力学的方法，基于统计数据和历史数据，对未来几十年的世界人口、经济增长、生活水平、资源消耗、环境等变量都进行了预测，研究结果显示，如果人类社会按照目前的发展模式发展下去，在未来一个世纪里，人口和经济需求的增长将导致地球资源耗竭、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在全球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需求。1981年，美国出版《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提出以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基础和开发再生能源来实现可持续发展。1982年，联合国发表了《内罗毕宣言》，重申了《人类环境宣言》的基本精神，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进一步采取行动，保护我们的地球。1983年 ，联合国通过决议决定专门成立环境问题专业组织机构，即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并于4年后的1987年发布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深刻检讨了经济发展至上的理念，全面论述了和平、发展、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1992年联合国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发布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进一步阐明人与自然、人与生态的关系不再是征服或主宰的关系，而是一种全球性的共生共荣关系，正式提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这次会议是人类建构生态文明的一座重要里程碑。2002年，在约翰内斯堡召开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通过了《可持续发展执行计划》，该计划再次深化了人类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认识，提出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即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环境保护，进一步推进了可持续发展理念由理论走向实践。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通过了《我们憧憬的未来》，提出“可持续发展是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组织、每一个人的共同责任”(范松仁，2015)。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纲领性文件和国际公约相继问世，标志着全世界对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已达成共识，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一起成为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三大支柱。目前，国际社会正努力建立一套完整的、可量化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进一步提高生态环境在各国发展决策中的地位。
3.生态环境保护已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手段
全球环境问题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国家主权等问题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全球环境问题的泛政治化、经济化、法制化与机构化趋势日益明显。全球环境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国际冲突发生的必然性，为占有更多的环境资源，各国在各个方面进行着激烈博弈，环境问题已成为一个国际问题。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各国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和对自然资源的争夺日趋激烈，生态环境已不仅仅是国际竞争的重要内容。一些发达国家一方面纷纷实施“绿色新政”，采取一系列环境友好型政策，努力把绿色经济培育成为新的增长引擎，确立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赢得新的国际竞争主动权；另一方面，为维持既得利益，保持全球竞争的领先地位，他们还通过设置环境技术壁垒，打生态牌，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超越其发展阶段的生态环境责任。因此生态环境保护已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手段。
全球环境问题的背后是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化趋势下对环境要素与自然资源利用的再分配。在气候变化问题方面，受气候变化影响*大的小岛屿国家为了避免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带来的威胁，敦促其他国家进行温室气体减排；发达国家为维持既有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及其利益，对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增加其减排的责任；而发展中国家要维护自己的发展权，为自己争取更大的温室气体排放空间。因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为温室气体减排量的分配产生了矛盾。总体而言，围绕《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及后《京都议定书》时代的国际规则和资金机制等相关问题，不同利益相关者为各自利益而进行的谈判斗争日益激烈，成为国际外交的重要内容。
1.1.2 国内背景
1.面临严峻的资源瓶颈
我国面临的资源瓶颈迫使我们必须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我国用40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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